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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12-27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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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抗日战争
1、建军备战
抗日战争(2)
本来我只着眼于基层的事务,并不过问三军全国性的建军备战,后来我开始研究建军备战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打的是下一次战争。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般的将领都喜欢打从前的仗,一谈到战史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总是喜欢把打过的仗再打一次,但是却对下一次战争没有任何想法,连下一个战争的类型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而我始终在思考下一次战争应该如何进行,如何准备。”父亲的做法和拿破仑一样,我们可以从下列四个例子得到印证。第一,父亲从北伐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装甲兵,把第一师骑兵团里的搜索连改装为战车连,到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在南京举行阅兵大典时,战车队就参加阅兵行列了。第二,父亲在东征时,雇用了民间的舢舨船,载运两个步兵营绕到敌人后方登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再加强正面的压迫,而完成了东征,此举证明父亲早就具备了海军陆战队的思想。第三,后来,父亲将装甲兵改编为十个快速纵队,可惜战区长官不懂得使用装甲兵,把装甲兵拆散来用,无法发挥应有的战力。第四、父亲积极提倡现代通信以及通信的保密与破密。
父亲对下一次战争的方法,不仅早已有构想,而且也有具体行动。在每一次战役之后,不论成功失败,他都会在干部会议中检讨;每一次有新作为之前,他就会对干部进行精神训练与思想训练,而且将文武干部聚集起来,给予具体的指导。虽然他不能把行动构想说出来,但是在他的构想之中,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方面应该如何进行,他已经有具体的指示了。父亲也确实做到在新观念、新需求、新作为上有具体的行动。他向来就有骑兵观念,使我们很早就走上了以机动为主的路线,不论在战斗上、战术上或是战略上。他到三军大学演讲时,也时常向将领灌输此观念,提示我们注意机动与火力的运用。战术就是运动与火力的结合,在基层就是运动与射击,而最重要的不是为了争地盘、守土,而是要捕捉敌人而消减之。
到台湾后,父亲曾告诉我一件关于当年建军备战的事情。他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就同德国方面秘密地签订了一个协定,用我们的矿产、农作物,包含棉花、桐油、钨矿、锑矿,换取德国制造的武器,也就是最新的武器。”父亲的构想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以前,完成以德国最新装备助我编训八十个师的目标。他先命桂永清将军编成一个教导总队,下面成立两个师。由德国派遣顾问,从军校第八期开始,一面训练干部,一面编练部队。预备从两个教导师,扩编为四个师。同时完成建立各兵科学校以及各勤务学校,直到陆军大学。再由四个师逐渐完成四十个师,然后扩增为八十个师,以及必要之海、空军与各级各种直属之战斗支援与勤务支援部队。
要建立新军,必须要有新的干部,所以必须先成立一个健全的干部教育体制。父亲邀请许多德国顾问到中国来,成立了许多军官学校、各兵科学校,以及最高阶层的陆军大学,其目的在先训练干部,有了干部以后再训练部队。所以有一批顾问是在部队里面,有一批顾问是在学校里面。父亲原先聘请的总教官是赫赫有名的坦能堡会战名将鲁敦道夫,但是因为他在德国太有名望了,德国政府不许可他来,于是就换了另外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塞克特,后来又因为希特勒有事情把他叫回德国,于是又换了一位在德国亦有名望的法根豪森,我们称他为鹰屋将军。从军事顾问之完整,可以看出父亲建军的决心及整体感,所有各兵科学校都是完整的,不论是战斗兵科、支援兵科(包含战斗支援及勤务支援),甚至连军需学校、辎重学校都有。炮兵、通信兵、工兵都属于战斗支援,而工兵、通信兵不仅是战斗支援,同时也是勤务支援,工兵有野战工兵、建筑工兵、铁路工兵、架桥工兵,相当完整。那时候德国顾问多得连军乐学校都有,除了大乐队之外,德军的每一个团都有一个笛鼓队,平时除了吹奏乐器之外,也要受卫勤训练,以便在作战时担任救护的工作,我们也接受了这种整体的体制。到现在为止,所使用的军乐大部分都是当时德国顾问在军乐学校教练的,也是在德国很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所谱的曲,例如从戎乐、行军乐、阅兵进行曲等。不过,我们的国民教育素质不高,整个的民间工业也不够,所以建军非常辛苦。
抗日战争(3)
刚开始的两个师及四个师都编入教导总队,总队长为桂永清,到了四个师变成四十个师时,部队就普遍编入了国军。父亲始终保持部队要具备机动与火力的观念,他的建军思想也是朝着这条路线走,但是因为国力不继,所以一直无法全面发展。后来好不容易争取来德方的设备,可是,美国却从中作梗,在我们编成四十个师时横加拦阻,杯葛德国的装备,使我们的建军计划迟缓,甚至于停顿。因为有这个前车之鉴,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只要一听到国防预算受到杯葛,就感到非常痛心。
当时父亲决心训练八十个师(按:根据档案是六十个师),并决定在民国二十九年主动反攻东北,收复东北失土,并提出归还台湾的要求。接下来就是要收复中国的北疆,也就是在满清政府手里丢掉的那些土地,面积相当于三十三个台湾。这些事情也说明父亲很早就有收复国土的全面性计划,不论是对日、对俄,都有一个长远的整体建军备战的看法,但是在国力尚未培养起来之前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百般忍耐,渡过难关,不能演变成国际战争,给予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
民国十七年北伐军路经山东济南,当年五月三日济南发生惨案,日本人不但杀老百姓,还杀害我国的外交官。老百姓一波又一波地向GM军请求救援,后方政府和军方最高当局、政方最高当局及党方最高当局都决定要北伐军救济南老百姓,因为北伐军有四句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既然是爱国家、爱百姓,如今就在自己的面前,为什么不去救百姓呢?唯独只有父亲说:“日本人从山东半岛登陆,其目的就是为了要阻止我们的北伐大业,进而阻止中国统一,如果我们现在去救济南的老百姓,而与日本的军队发生冲突,甚至演变成国际战争,就是掉入日本的陷阱中。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完成北伐,以免功亏一篑,日本的问题则循外交途径解决。”那时候他已经决心要对付日本,他也体会到日本早晚会大举侵略中国,所以便以日本为假想敌,积极建军备战。
2、建设大后方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么会被MZD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Z*G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Z*G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Z*G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Z*G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所以,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Z*G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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