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坦克部队

Adolf.Hitler

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坦克部队西班牙内战中苏联坦克的使用是个有关军事技术创新的潜力和带来问题的令人感兴趣的例子。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成规模使用装甲力量的战争，西班牙内战被一些观察家认为为有关坦克的未来角色和坦克战的争论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同时另一些人则质疑由于在西班牙使用的坦克规模太小，战术简单及西班牙内战的特殊性，这些经验教训能否影响到主要的强国的军队。对于苏联红军来说，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对坦克技术的发展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战术层面，许多教训被忽视，歪曲或误解了。

　　面对德国和意大利向反叛的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决定向内战中的共和国军队派出军援。1936年9月，第一批坦克和坦克专家乘船开赴西班牙。货船Komsomol号于1936年10月12日抵达卡塔赫那港，运来了50辆T-26轻型坦克和51名“志愿”的坦克专家（由于苏联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Non-Intervention Committee，因此称志愿者）。同时，马德里苏联使馆的武官符拉基米尔·戈列夫上校（Kombrig Vladimir Gorev，当时的苏军没有采用传统的军衔，而是用与职务相关的名称，Kombrig大致相当于上校），安排在离卡塔赫那港约90公里的穆尔西亚省的阿尔切纳（Archena）建立了一个训练中心。苏联政府并不打算为派到西班牙的坦克配备苏联乘员，而是训练西班牙人来操作它们。在内战的许多时间里，阿尔切纳一直都是共和国军坦克部队的训练和技术中心。

　　T-26轻型坦克是当时红军的标准步兵坦克，并且是二次大战前生产最多的苏联坦克。实际上，她的产量比30年代世界上其他所有坦克的总和还要多。T-26是许可证生产的英国维克斯6吨轻型坦克的翻版，但炮塔和火炮为苏联设计。苏联红军和当时的一般欧洲国家的做法一样，同时使用数种用于特定目的的坦克。速度较慢的T-26坦克用来为红军步兵师提供支援，而BT-5“快速坦克”则打算用于骑兵部队及纵深突破，很象同时代的英国巡洋坦克。由于战争的特性，T-26是战争期间送往西班牙的坦克的主要型号，占总共331辆中的281辆。T-26用于支援步兵并不理想。她装甲薄，在当时的反坦克炮面前显得很脆弱。相反，更新一代的步兵坦克，如法国的雷诺R-35和英国的“马蒂尔达”I型的装甲防护要好得多。但T-26在火力上占优势，装备了一门45毫米两用炮，比同时代的英法步兵坦克的武器更加有效多用。

　　最初在阿尔切纳的训练计划由塞门·M·克里沃申上校（ Semen M. Krivoshein）负责。虽然最初计划仅限于使用苏联人员进行教练，但10月底，马德里附近的共和国军的形势非常糟糕，以致苏联武官V. 戈列夫批准从阿尔切纳的人员中组成一些临时的战斗编队前去加强马德里前线。至少三个小型的战斗群被派到前线，一个由A·诺瓦克上尉（Komrot A. Novak）指挥，包括6辆BA-3装甲汽车和7辆T-26坦克，一个由比亚坎萨斯（P. Villakansas）少校指挥的西班牙坦克排，还有一个由保尔·阿尔曼少校（Kombat Paul Arman）指挥的加强连规模的编队。前面两个编队于1936年10月27日晚投入战斗，但作用有限。共和国军的坦克部队的首次有效的战斗是在10月29日早晨，由Arman的部分成军的第1坦克营进行。  

　　阿尔曼是个活跃的拉托维亚人，俄国内战起就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服役，接着作为一个间谍进入拉托维亚陆军直到1926年回到苏联红军。完成红军的军官课程后，来西班牙前在一个BT快速坦克团里担任连长。阿尔曼被挑选出担任第一个训练群的头儿，因为与大部分红军军官不同，他会说几种西欧语言。阿尔曼挑选了最好的苏联乘员，与一些新的西班牙乘员混合，总共34名苏联人和11个西班牙人。在与前线的一名西班牙将军的谈话中，据称阿尔曼妙语生花：“形势并没有那么绝望。他们有15000士兵，我们有15辆坦克，因此力量是相等的！”1936年10月29日早晨，阿尔曼的连被派去支援由Lister旅和Bueno旅发动的对Sesena村的意大利和民族主义军队的步兵进攻，该地位于马德里南方的要道。

　　对Sesena村的进攻显露出在西班牙的条件下坦克的战术运用的问题和潜力。西班牙步兵没有受过与坦克协同的训练，而阿尔曼也没有耐心等待步兵。因此他命令没有步兵伴随的坦克前进。他的15辆坦克中的3辆，马上在进村的路上被地雷炸坏，这是全新的经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坦克地雷很少。躲过村西郊的民族主义军的野战炮连阵地后，阿尔曼迫近攻击村里的民族主义军的主阵地。在街道的战斗中，他的一辆坦克被装汽油的燃烧瓶摧毁，这是“莫洛托夫鸡尾酒瓶”在西班牙首次用于战斗。在向村里的民族主义军射击后，阿尔曼带领他的连向东冲出村子，试图从后面进攻。在越过一个野战炮连阵地后，T-26坦克遭遇了3辆民族主义军第1坦克连的CV 3/35超轻型坦克，这些小车仅装备了机枪，它们对阿尔曼的反击因此也是毫无希望的。一辆CV 3/35在近距离被坦克炮摧毁，另一辆被大得多的T-26推到沟里翻了个个。到了中午，阿尔曼的坦克群穿过了Esquivias村，向南到Borax，转了个圈，最后停在Sesena村东南郊的一处小树林里。经过休息，坦克群再度进攻村里的民族主义军，这次是从敌人的战线后，并从西南冲出村子，与共和国军会和。在袭击中，他的坦克有三辆被“莫洛托夫鸡尾酒瓶”和炮火击毁，还有三辆受损，人员方面，4名苏联人和4名西班牙人阵亡，6人负伤。阿尔曼声称他的坦克群摧毁了敌人两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中队，10门75毫米野战炮，2辆超轻型坦克，20-30辆卡车，5-8辆汽车，一些坦克运输车并缴获两门野战炮。尽管阿尔曼的袭击对于苦恼的共和国军有着心理上的提升，但总的反击（坦克群是其一部分）却由于没有计划中的坦克支援步兵未能冲进村里而失败了。Sesena村的步坦间的缺乏协同在西班牙的战争中很有典型性。  

　　在围绕Sesena村的几天战斗后，分散的共和国军坦克编队统一编成由克里沃申上校指挥的Aranjuez群，有48辆坦克和9辆装甲汽车。但并没有集中使用装甲部队，阿尔曼的连再次被派去支援Lister旅，克里沃申的其他部队则掩护共和国军主力撤回马德里。共和国军无力阻止民族主义军的屠杀，尽管克里沃申的分散的装甲部队的表现得到了普遍的赞扬。Aranjuez群参加了1936年11月4-5日的贝拉斯科的特雷洪（Torrejon de Velasco）和巴尔德莫罗的战斗，1936年11月13日在Cerro de los Angeles郊区的反击以及12月中在马德里的连续不断的战斗。

　　战前的西班牙陆军有两个坦克团：第1坦克团驻马德里，第2坦克团在萨拉戈萨。大部分第1坦克团的军人站在共和国一边，他们老旧的一战时的法国雷诺FT坦克整合成一个连，由D·珀哥丁（D. Pogodin）指挥，在马德里战斗中支援克里沃申的坦克部队。  

　　在马德里的苏联顾问团给莫斯科送去了如下的评价：“阿尔曼的坦克群创造了真正的奇迹。完全可以肯定如果在马德里的第一阶段的防御中没有战斗机群和阿尔曼的坦克，城市的防御将是灾难性的局面。无法确切完整地描绘坦克兵的英雄主义，他们防止了步兵的溃退，他们总是在最前面，他们单独与敌炮兵连作战，他们破坏了敌人的作战计划。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坦克技术的优势，堪称典范，他们从不拒绝或质疑指派的任务。坦克战斗一整天，晚上回到支援基地修理车辆，第二天早晨又重返战场。阿尔曼的坦克群的所有人员的表现清晰地展现出英雄主义的最好例子以及我们的人的机智。”

　　到了1936年12月中马德里被围时，克里沃申的小小的装甲部队大部耗尽，不仅由于战斗伤亡，还因为坦克自身的机械损耗。三十年代的坦克没有二战时的那么结实强健。T-26轻型坦克在150摩托小时后就需要到地区修理站进行中级检修，每600摩托小时要进工厂检修。当时的劣质汽油常导致发动机结焦，火花塞结垢，或其他使坦克不能动弹的问题。履带和履带销在行驶500英里后就快磨损坏了；侧离合损耗严重，在艰苦的越野行驶时动力传动系统逐渐被震离原位。在保卫马德里的孤注一掷的战斗中，阿尔曼的连到12月Z*G积累了超过800战斗小时，远超过条令，这使许多坦克无法再使用。克里沃申的其他单位也没有好到那里，经验不足的西班牙车组人员不能进行战场修理，他们对坦克驾驶的不熟悉导致经常性的离合器和传动系统的故障。在马德里地区没有现成的维修设施，而零备件几乎没有。克里沃申的坦克部队在直接支援保卫马德里的共和国军的任务取得了成功，但已经不可能在以后的战斗中再使用这支部队了。

　　1936年秋的坦克战斗的直接教训主要是有关如何使部队保持战斗状态的技术方面的问题。红军还没有进行过离开和平时期训练基地的较长时间的坦克作战，因此西班牙的战斗经验令从一战起就困扰于日常技术问题的坦克兵们眼界大开。实际上，直到1932-1933年，红军只有很少量的坦克和卡车，其坦克力量的扩张及依赖于准备不足的应征士兵超过了其维持一支高质量的技术专家骨干队伍的能力。还有从第一次战斗就表明，坦克部队不能够不间断地使用，象步兵一样夜以继日，必须小心节省只用于最重要的任务。  

　　新的西班牙坦克乘员的状况令人沮丧，按红军的惯例一般安排资历较浅的乘员担任驾驶，因此没有经验的西班牙人就成了驾驶员，这导致不正常的高故障率，迫使克里沃申的部队重新安排车组人员的分工，车长常常充任驾驶员以使坦克运转起来。但这严重影响了坦克的战斗力因为在分开的驾驶舱里的有经验的苏联坦克手无法指挥坦克及炮手射击。为了延长坦克的寿命，当部队必须运动超过几公里时，苏联坦克部队开始使用火车或重型卡车来运输坦克。这是从西班牙陆军那儿学来的技术，后者使用法国雷诺FT坦克并采用了法国的这一做法，这与苏联的显然不同。

Adolf.Hitler

西班牙内战的教训

　　一名英国武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警告说：“在从这场战争中推导出一般性的教训时必须非常小心，一点点技巧，就可能被用来‘证明’任何先入之理论。”显然在有关现代战场上坦克作用的经验教训方面，有着大量不同的评价。那些已经将坦克作为进攻的陆军，如德国国防军，继续他们的计划，尽管他们的坦克在西班牙表现差劲。国防军并不相信训练很差的外国坦克兵操作小规模的坦克编队用来支援同样训练很差的民军部队是大规模装甲部队的作战潜力的精确反映。其他国家的陆军在西班牙内战后对坦克的未来没有那么乐观，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根本忽视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陆军，西班牙内战带来的更多的是争论而非对装甲战争的洞察。  

　　在评价西班牙经验对红军的影响之前，有必要了解当时红军高级领导人所受的劫难。1937年6月，在西班牙的布鲁内特战役前不久，斯大林以逮捕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及一些其他高级军事领导人开始了清洗。这些破坏性的清洗的理由引起争议但其后果不仅毁了这些将领还有“他们的策略和权威”。图哈切夫斯基是红军的庞大的装甲部队的主要建筑师和纵深进攻作战信条的倡议者。他的被处决，及其他与这些计划相关的军官如“汽车-装甲坦克总局”（Auto-Armor Directorate）的头I·哈列普斯基（I. Khalepskiy）的被处决，结束了任何有关苏联装甲部队未来的讨论。与处决红军中装甲战的倡导者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坦克设计局的清洗，处决了在西班牙使用过的T-26和BT-5坦克的设计队伍。甚而，许多西班牙内战老兵也被怀疑为托派分子而遭处决，包括马德里保卫战中的关键人物武官戈列夫。在这样一种妄想狂似的怀疑气氛中，公开发表对坦克战或坦克技术的前景的看法很可能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1936年，红军颁布了一套新的战场条令，PU-36。为了用西班牙的经验丰富和修正战场条令，红军的情报委员会不仅从西班牙战场收集数据，还责成一些部队指挥员比较他们理解的条令和战场得到的经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系统进行此项任务的是国际坦克团，1936年8月成立，指挥员为S·I·康德里亚切夫上校（Kombrig S. I. Kondryatev）。PU-36的部分问题是它只提出了坦克作战的最宽泛的指导原则，没有预见到坦克部队在战斗中将遇到的实际的各种困难。红军拥有在西班牙的有关坦克作战的丰富详尽的报告和研究。总体上，这些研究注意到使用装甲部队面临的许多困难。但同时，它们也适当提到了当地的不利条件，及在许多战斗中坦克对鼓舞表现差劲的共和国军步兵的重要贡献。共和国军坦克手的很差的训练水平，尤其是在1936-37年的战斗中表现出来的，经常被提到。作为吸取西班牙战场经验的结果，红军总参谋部开始准备一系列报告以在坦克战术方面补充PU-36。  

　　在西班牙，最棘手的战术问题是步坦的协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被证明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重重的。许多共和国军步兵部队士气低落，缺少实战训练，拒绝伴随坦克作战。甚至通常强大的国际旅也觉得与坦克协同作战很困难。很少甚至没有这样的协同训练或指导，不论对坦克部队，还是步兵部队。没有现成的步坦间联络的程序，也没有有效的战术电台。步兵的较慢的步速与越野时快得多的坦克速度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一接火，坦克兵总试图利用速度来避免被民族主义军的反坦克炮和野战炮击中。结果，步兵和支援他们的坦克经常分离。坦克兵希望步兵能够协助发现隐蔽的反坦克炮。但即使步兵发现定位了反坦克炮，也没有可靠的手段将信息传递给坦克兵。

　　训练水平较差的俄/西混合车组并没有产生多少战术上的创新。例如，使用一些坦克作为了望哨以对付反坦克炮，或用火炮或迫击炮发射烟雾以保护坦克这样的举措很少甚至就没有尝试过。西班牙的作战实践使红军放弃了坦克行进间射击因为这既无实效又浪费弹药。这是一个重要的战术上的变化，同期的德军也在这样做。但是没有西班牙经验的英国陆军却继续这一做法，在二战的早期战斗中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战场上坦克间的协同被证明比预想的困难得多。红军的坦克每三辆中只有一辆装备无线电台，一般分配给连，营长座车有时包括排长车。电台极易损坏，坦克运动时基本无法使用，因为运动中很难将电台调到正确的频段，“晒衣绳”式天线也很脆弱。缺乏可靠的电台使指挥连规模以上的行动几乎不可能，因为战斗一开始，各单位就无法协调他们的行动。规定的连排间的通讯方法是彩色的旗子。这个方法被证明不仅无用而且危险。除了在最佳的光照条件下，旗子的颜色很容易认错。使用旗语也使排长极易被敌方识别并处于敌火力威胁之中。1936年秋，阿尔曼的部队就立即摒弃了使用旗语的做法，并且其他部队使用也不普遍。作为替代措施，坦克乘员被要求紧盯着排长车并跟着一样做。排长车一般领着三辆坦克的排行动，但头车经常被敌火力敲掉。苏联坦克兵的训练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更不用说西班牙人了，而且阿尔曼注意到一旦失去指挥员，乘员们很少表现出主动性。  

　　通讯手段不足是坦克营在与友军步兵和炮兵协同时感到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说坦克和步兵间的联络是很差的话，那么和炮兵间则实质上不存在。缺乏坦克与炮兵间的直接无线电联络意味着坦克不可能得到炮火支援来对方最危险的敌人——反坦克炮。当坦克运动时，或距离稍远时，电台极少能正常工作。只能使用“摩尔斯”电码，但却鲜有训练过的电台操作员。

　　红军理论家们并没有因为西班牙的经验而马上放弃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纵深作战的概念。以装甲理论家诸如富勒，利德尔·哈特等的过高期望来衡量，坦克在西班牙的表现远非令人印象深刻。但西欧的许多评价都是建立在不全面的对坦克在西班牙的使用情况的报纸报道的基础上。报纸普遍有简单化的做法，有时得到在坦克战争论中的极端主义者的推波助澜，把使用“少量”坦克近距支援步兵的战术作为大编队坦克集群战术的光明未来的可恶的对立面而否定其价值。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掩盖了真正的争论。贯穿二战，所有成功的陆军都继续使用装甲车辆于密切步兵支援，不论是以德国国防军的突击炮营的形式，还是美军的独立坦克营，或是红军的SU-76团和独立重型坦克团。真正的争论是一国的装甲部队各个不同角色的分配比例应该如何。其次，并没有在装甲部队的倡导者中进行过调查，究竟应该是在进攻中将大规模装甲部队直接用于突破还是先由坦克和炮兵支援的步兵完成突破，坦克部队才投入扩大战果。

　　红军对西班牙战争的经验总结概括在一份1939年的研究中。研究报告的开头提到，西班牙战争的经验是重要的因为所有现代作战武器都参加了战斗，结果很可能为所有的现代欧洲陆军所研究。战争中特定的战术方面的经验得到了强调，包括步兵进攻对坦克支援的需求，步坦炮协同的需求，及没有协同时坦克面对反坦克防御的脆弱性。关于坦克在防御中的运用，该报告以1937年的第1装甲旅的几个战例为基础，肯定坦克是就地反击中的关键要素。研究报告在得出有关坦克部队纵深作战的经验时非常谨慎，因为在西班牙没有使用大规模的装甲部队的经历。报告质疑面对准备良好的防御使用独立坦克群能够达成突破的可能性。红军总参谋部的观点是坦克的全部潜力并没有在西班牙表现出来，红军应该继续寻求使用坦克的方案，大规模地，有充分的炮兵支援。1939年朱可夫在哈拉欣河成功使用机械化集群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进一步增强了装甲战倡导者的信心。

　　1938年红军重组了坦克部队，扩大了4个机械化军，改称坦克军。另外，许多分散的坦克营或团被整合成25个独立坦克旅，并普遍将坦克排的坦克数由3辆增加到5辆。最后这项措施是西班牙的经验的直接体现，因为许多来自西班牙的报告抱怨三辆坦克的排太弱无法完成大部分任务。

　　苏联装甲部队从西班牙得到的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夸大。波兰战役和芬兰战役前，苏联对未来坦克战的研究倾向于使用一战中的坦克作战的例子，因为西班牙的战例规模太小。在红军坦克部队实质性地参加了1939年9月在波兰，远东的哈勒欣河及1939年12月对芬兰的战争后，研究焦点转向了这些战役的经验教训，西班牙更被推到了后台。例如，在1940年12月28日军事委员会有关在现代进攻作战中使用机械化集群的会议上（由西班牙内战老兵D.G.帕甫洛夫将军主持），并没有提及西班牙，而讨论了较近的涉及装甲车辆的战役包括哈桑湖，波兰及芬兰战役。  

　　如果说一些西班牙战争的战术方面的经验得到了重视，但更多的却没有。西班牙的作战充分暴露出三十年代的坦克设计缺乏持久力的缺陷，及对更广泛的坦克部队内的技术支持的需求。但并没有根据这些进行改进，这是由于大清洗的瘫痪效应引起了工业部门的停滞及军队的消极和抱怨。零备件的供应水平一直很低，刚形成的军官骨干队伍的技术能力也不足。结果，当战争于1941年6月爆发时苏联坦克的技术状况差得令人震惊。仍然占红军坦克大部分的T-26和BT系列坦克，发动机剩余寿命平均只有75-100小时，占总数29%的坦克需要大修，即回工厂翻新。结果在1941年，在路上行进中机械故障损失的坦克远多于战损的。

　　对坦克兵进行更好的训练的呼吁也基本没有得到回应。传统观念认为1939-41年红军的糟糕表现是由于大清洗的持续的影响，近来的研究却揭示出在一支庞大的依赖应征人员及训练很差的后备役的军队中引入新的技术和新的战术所要面临的各种困难。在1941年的战斗中，苏联坦克兵表现出很差的训练水平，师的记录里记满了有关他们不能完成简单的任务诸如驾驶坦克，操纵火炮或进行基本的维护工作。  

　　对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生存能力最重要的指挥和控制问题一直没有被提及。这部分是由于苏联相对于当时德国和美国在无线电技术方面的落后。虽然采取了措施发展新一代性能可供装甲部队使用的战术电台，但直到战争开始好一阵子才能够供应，而且数量较少。因此以下事实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德国装甲部队的主要建设者之一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原先是一名信号军官。无线电台的特殊重要性，及总体的指挥和控制，是两次大战之间年代有关装甲战发展的研究中最不足的地方之一。

　　红军在评价西班牙内战经验教训时一个最大的失误是在坦克-步兵协同方面。很难找到一份来自西班牙的苏联的作战报告不以这样的抱怨开始：“坦克-步兵协同很差”。苏联坦克兵对一般的西班牙步兵评价很差。这种带着怨气的观点使他们忽视步坦协同问题，认为如果和红军步兵配合会好得多。但1939-40年与芬兰及与德国战争的最初阶段中明显显现出，步坦协同问题不仅限于西班牙。红军没有进行增加步坦协同训练的根本变革，忽视了改进步坦间通讯的需求。

　　如果说苏联坦克部队并没有做好在规模较小的战斗中的与步兵协同的准备比如在西班牙，那么他们对于纵深进攻作战中的协同行动的准备更差。考虑到三十年代后期苏联卡车的较差的越野能力，红军既有的在纵深进攻作战时用卡车运输步兵编队的计划是很短视的，这在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暴露无遗。用卡车前送摩托化步兵的尝试因道路的堵塞而失败。在芬兰这部分可以归因于严酷的天气条件，而红军的卡车越野性能差又使情况更糟。认识到这一问题，此时的德国正在发展其装甲掷弹兵部队，而美国则发展机械化步兵营，两者都使用半履带装甲车，能够与坦克一起行动。步兵的机械化是二战中苏联红军战术的主要失着之一，被迫采用浪费的，生命代价巨大的应急措施，比如坦克搭载步兵进入战场。西班牙暴露出来的步坦协同问题本可以成为促成步兵机械化的催化剂，但却没有。

　　当红军中的专业军官们并没有放弃未来战场上装甲战的重要角色时，后清洗时代的红军领导们却持保守得多的观点，这个领导层由从1920年苏波战争起的斯大林的密友们组成，如国防部长克里蒙蒂·伏罗西洛夫。伏罗西洛夫质疑图哈切夫斯基的纵深作战的大胆远见，更乐于打散大规模机械化集群，将其装备“撒”到各步兵和骑兵师，把它们的作用仅限于直接支援。伏罗西洛夫和红军中的一些人把西班牙的实践视为使用坦克的困难（甚至在近距离的作战）的证据，坚持由乘马骑兵在突破作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伏罗西洛夫推行他的观点的机会是1939年9月17日苏联参加入侵波兰。苏联装甲旅在波兰的表现令人失望。没有遭到多少抵抗的入侵波兰是1941年与德国战争前最大一次使用装甲部队，动用的有两个坦克军，7个独立坦克旅，4个骑兵坦克团，6个步兵坦克营，总共4120辆装甲车辆。战斗损失非常小，只有42辆装甲车辆。但在进入波兰的最初几天里，装甲部队由于机械故障损失了近百分之十的车辆，是战损的十倍。在1939年11月的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伏罗西洛夫提议拆散4个坦克军，并得到汽车-装甲坦克总局（ABTU）的头D.G.帕甫洛夫将军的支持。帕甫洛夫的支持可能与其在西班牙的经验有关，但更广的政治背景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大清洗的影响。在西班牙，帕甫洛夫没有使用大编队装甲部队的经历，从来没有指挥过超过一个营的部队。他自己在西班牙从来没有运用装甲部队取得过战术突破，可以部分解释他对使用大规模装甲部队的怀疑。但他也认识到，支持受斯大林信任的国防部长伏罗西洛夫，足以使自己逃过行刑队的子弹（那正是其前任I·哈列普斯基的命运）。

　　西班牙的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注意的教训之一是坦克设计方面。对于T-26轻型坦克的性能，普遍感到满意。她被认为是一种强健的有能力的战车，与“可怕”的意大利CV 3/35超轻型坦克，装甲差火力弱的德国I号轻型坦克及西班牙陆军的老旧的雷诺FT轻型坦克比较，尤其出色。民族主义军的两种坦克都只装备机枪，因此在战斗中不可能打败T-26，而它们的装甲又太薄无法抵御T-26的45毫米火炮。T-26相对于意德坦克是如此的优越，以至于民族主义军为缴获每辆T-26悬赏500比塞塔，摩洛哥军队在这方面显示了特殊的才能。  

　　T-26的设计是在红军取得任何坦克战的经验之前，西班牙战争暴露出一些设计者没有预见的重要缺陷。主要的是装甲太差，于是马上采取措施进行改进，在T-26S 1938型上使用了倾斜装甲。在战斗中，T-26的瞄准具设计非常不足，当关上舱盖后，乘员（驾驶员）只能使用装甲玻璃的观察缝，炮塔人员只有一具视角有限的潜望瞄准镜。乘员只有很短的时间来测定敌目标，尤其是小型反坦克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乘员们一般都在作战行动时开着驾驶员口盖及炮塔口盖，以获得足够的视界。结果，75%的坦克乘员伤亡是通过开启的口盖而造成的。1939年获得的波兰战利品提供了部分的解决方法，红军在后来的坦克设计中采用了仿造的波兰Gundlach坦克潜望镜。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红军正在争论替代BT快速坦克的新的骑兵坦克和替代T-26的新的步兵坦克的技术要求。汽车-坦克总局给出的技术要求是BT坦克的略加改进型，使用同样的火炮，但装甲略好，机动性有提高。T-26的替代坦克的要求也差不多，保留了同样的45毫米炮，但改进了装甲防护。红军没有对坦克设计进行GM性变革的需要，但一些坦克设计队伍并不这么认为。

　　1938年的较早时候，哈尔科夫动力机车厂的设计队伍出席了军事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一个会议，会上国际坦克团负责技术事务的指挥官助理，阿列克山德尔·维特洛夫（Aleksandr Vetrov）回答了有关在西班牙的经验教训的问题，包括丰特斯·德·埃布罗和特鲁埃尔的战斗。当他们离开时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汽车-坦克总局的要求纯粹是扯蛋！新的快速坦克应该有更厚的装甲以防比在西班牙遇到的德国37毫米反坦克炮更好的武器的攻击，并且应该有一门比T-26和BT的老式45毫米“鸟枪”更好的火炮。新的坦克就是1940年出现的T-34，一种GM性的设计并将成为二战前期的世界坦克设计的典范。T-34替代了BT和T-26，因为新的T-50步兵坦克的发展很“幸运”地滞后了。当战争于1941年爆发后，T-50终于露面，但既昂贵又不如T-34。因此部署T-34来完成这两种任务。  

　　近来有关T-34设计源起的研究结果与一般认为的苏联武器设计是一种简单的传送带式的过程的观点不同，原来的观点认为苏联军队根据其战术原则提出要求，工业部门和设计局只是照此做出精确地反映文件要求的东西。如果设计局忽视了西班牙的经验并按照军队的要求的话，下一代的苏联坦克就会是一种平庸的设计很象英国同时代的巡洋坦克。哈尔科夫设计局的行为是武器设计中成功的技术创新的卓越的体现——并有一种超越现实而预见到未来威胁的能力，坦克设计以此为基础。从组织上来说，苏联的设计局有能力这么做，因为他们在设计过程中被赋予令人惊讶的自由度。他们的较小的规模也不会滋生影响红军的大型官僚机构的那种由大清洗及对未来坦克战特征认识不足所带来的麻木和无所作为。结果，在评价未来的技术需求时，坦克工程师们比红军更能有效地利用西班牙的经验教训。

　　西班牙内战被许多军事历史学家认为是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和战术的试验场。但是，在评估战争的经验时必须小心。这场战争对装甲战战术的意义经常被夸大，这些又常建立在战争中使用的装甲部队的规模及战术目的的错误认识之上。在西班牙的苏联人指挥的装甲部队从来不想证明或是否定纵深作战的理论，因为投入的部队规模太小，无法完成这种集团军或方面军级别的作战行动。然而，西班牙确实在技术，训练和战术方面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其中一部分被吸取，许多则没有。

Adolf.Hitler

　　由于媒体的大量报道，布鲁内特比其他西班牙内战中的坦克作战吸引了更多的西方军事分析家。坦克在敌反坦克炮火中无法前进的事实被许多人引用，作为坦克在战争中无法保持机动能力的证据。甚至著名的英国坦克倡导者利德尔·哈特也因为西班牙的经验产生了疑问。但对另外一些观察家来说，（在西班牙）坦克运用不当，且质疑是否能够从西班牙得到许多的有用的经验教训。英国坦克倡导者J.F.C.富勒少将评论道：“战斗不是用陈词滥调和利德尔·哈特主义打赢的。”他不同意大部分报纸关于装甲的评论，而将坦克在西班牙的不佳表现归因于战术的缺乏。俄国人对布鲁内特战役的教训的评价甚少关注坦克作战而集中在共和国军步兵的低素质，不能持续地与坦克和炮兵有效协同，以及炮兵在协助进攻作战时缺乏灵活性。评论还指出主攻发起地域敌方的反坦克炮和炮兵密度异常高，每公里有26.6门炮，而战线平均为13.8门/公里。  

　　最后的增援

　　国际坦克团是最后一个部署到西班牙的苏联坦克单位。到1937年夏，苏联运到西班牙装备各营共256辆T-26坦克。最后一批50辆是BT-5快速坦克。与T-26轻型坦克相反，BT-5快速坦克设计用于纵深突破作战，而非步兵密切支援。它们是许可生产的美国克里斯蒂坦克的翻版，但炮塔和火炮为苏联设计，且与T-26的一样。它们被苏联顾问认为是在西班牙的最现代化和最好的坦克，在37年夏末秋初一直储备着，等待时机发挥最大的效能。帕甫洛夫的第1装甲旅是为近距步兵支援而训练并装备起来的，而康德里亚切夫（Kondryatev）的单位则是从苏联的第一个机械化编队——驻纳罗福明斯克的第5卡里诺夫斯基（Kalinovskiy）机械化军中成立的，该部是图哈切夫斯基的纵深突破作战试验的样板部队。在红军部署到西班牙的其他部队中，苏联乘员只占团的人员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国际坦克团得到了西班牙受训人员及1937年春派到高尔基的苏联坦克学校的国际旅人员中的精华。该单位的训练，尽管优于其他共和国军坦克部队，但还远没有完成。为了保持装备的良好的机械状况，训练仅限于静态的练习，而没有机会进行排，连级的野外训练。对于许多在西班牙的苏联顾问来说，国际坦克团是显示现代战场上坦克威力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这一期望将被1937年秋的萨拉戈萨战役所粉碎。

　　从37年8月起，北方的共和国军就在阿拉贡地区与民族主义军作战，最后于9月6日夺取了贝尔奇特城。10月初，计划对在通往萨拉戈萨的路上的丰特斯·德·埃布罗发动攻势。直接的目标是夺取该城，但希望通过使用国际坦克团能够突破到萨拉戈萨。对城市的进攻将由Karol (Walter) Swierczewski将军的第35师进行，该师由第11和15国际旅组成。使用坦克部队的准备既粗心又不足。国际坦克团于进攻前一晚23：00接到命令，并于当晚急行军50公里到达集结地域。到达并在前线附近加油后，在进攻前两小时才得知坦克要搭载步兵攻击。这个决定遭到苏联顾问及坦克团军官的反对，认为这样步兵太危险了。BT-5坦克并不很适合搭载步兵，战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试验。虽然准备搭载坦克的第15国际旅的步兵被认为是很好的部队，但伴随进攻的则是因拒绝离开战壕而声名狼藉的步兵第120旅。没有步兵预备队。计划制定的非常匆忙，团部参谋人员甚至没有时间进行战场侦察。西班牙指挥部也没有提供足够的作战地区的细节及可能的民族主义军的反坦克防御情况，并认为这些属于“琐碎而不重要的”。这后来被证明对于行动是致命的。实际上几乎没有炮火准备，因为配给的两个毫无价值的炮兵连仅装备着几星期前缴获的75毫米炮，弹药极少。有一个T-26坦克营计划用于临近的一个地域，但没能按时到达参加最初的进攻。  

　　进攻于中午稍后开始。国际坦克团的48辆坦克以齐射拉开攻击的序幕，然后高速出击，“如同一列特快列车”，西班牙步兵则攀在坦克的两侧。在进攻的喧闹尘嚣中，许多步兵从坦克上摔下，一些被其他坦克撞倒或碾过。穿越友军的战壕比预想的更加麻烦，共和国军步兵事先并没有得通知，混乱中坦克和步兵时有交火。通过友军战壕后，坦克继续向前冲，却突然发现友军阵地在一个比下面平地高三四米的高地上。冲刺的坦克急忙刹车，以找出通向低地的道路。更令人沮丧的是，敌军阵地前是一片恼人的干蔗地，并且沟壑纵横交错。坦克继续冲击，但在蔗丛和浸满水的土地里陷入困境。它们开始遭到民族主义军的野战炮及临近建筑物里的反坦克炮的攻击。进攻由于地形而无法继续，也没有足够的跟进的步兵巩固占领的阵地。当弹药耗尽后，坦克开始慢慢地退回出发地，没有统一的指挥和控制，留下了那些陷于泥泞的坦克。坦克加满弹药后奉命返回救援滞留的坦克。作为替换，一个原定用于最先进攻的T-26坦克营在一些步兵支援下出发了。夺回滞留的坦克的行动又付出了80人的代价。总共，国际坦克团在进攻中损失了48辆坦克中的19辆，还有几辆受伤，三分之一的坦克乘员阵亡或负伤。

　　团里的一名美国坦克兵在进攻后简短地写道：“西班牙充满了勇气和英雄主义，西班牙人并不缺少这些。他们需要的是战术。就战术来说，10月13日，BT坦克团是完全缺乏的。”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第35步兵师的指挥官并没有把责任归与康德里亚切夫及所部，而是公平地指责了北方集团军的指挥官。当时“大清洗”正如火如荼，在战场的苏联军官们无疑认为为自己在这场惨败中的表现辩解是聪明之举。1937年10月13日下午的小规模战斗无疑是整个内战中记载最好最详尽的，有近一百页的陈述送到莫斯科，有团长的，他的助手的，连长的，甚至几个坦克乘员的。由于他们的证词，康德里亚切夫免于被指控，但不同于其他主要的西班牙内战的苏联指挥官，他没有获得“苏联英雄”的奖章。康德里亚切夫在后来的特鲁埃尔（Teruel）战役时负重伤。对BT坦克的殷殷期望被战争的现实所粉碎。

　　1937年10月13日在丰特斯·德·埃布罗的惨败是在西班牙的苏联坦克部队的“天鹅之歌”。在苏联坦克手继续担任顾问的同时，数量在持续减少，到了1937年底，坦克部队大部分都是西班牙人了。在国际坦克团的50辆BT-5之后，苏联停止了运送大批的坦克。1937年10月，共和国坦克部队的首脑，桑切斯·佩拉雷斯（Sanchez Perales）上校，开始对坦克部队进行重组整合。四个装甲旅，一个坦克团及各较小的单位被编成两个装甲师。这些装甲师不能与二战时的相提并论，因为它们不是多兵种合成的，缺少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步兵或炮兵，规模更小。当苏联的坦克输入于1938年结束后，共和国军试图通过本地生产来弥补装备短缺。从1926年起有一种称为Trubia的本地设计的坦克在小规模生产，但这是种古怪的设计，并非很成功。作为替代，大量的汽车和卡车被临时改装成装甲车，使用锅炉钢板和非硬化钢板。其中有些非常专业，如那些在巴伦西亚制造的，但许多是机动性很差的粗糙的奇异装置，少有真正的装甲防护，火力极差。结果，在1938年5月，共和国军装甲部队共有176辆坦克和285辆装甲车，而到11月，则有126辆坦克和291辆装甲车。随着坦克存量由于战斗和机械磨损而日渐减少，装甲部队越来越成为一支依赖道路的以临时改装的装甲车为主的部队。除了从波兰购得一打过时的雷诺FT坦克，共和国军没有能够从其他渠道得到任何坦克。

　　苏联坦克兵参加的最后一个主要的战役是从1937年12月15日到翌年1月22日的在特鲁埃尔的激烈战斗。投入了第一个新成立的装甲师，由两个T-26坦克营，国际坦克团的剩余部分及其他支援单位组成。共有104辆坦克参加了行动，占当时共和国军坦克力量的大部。该师并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使用，甚至没有这样的打算。相反，各营被派去支援各个进攻。战斗发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极冷的天气，大雪，糟糕的路面，多山的乡村地形。坦克部队的努力得到了他们支援的步兵的赞扬。特鲁埃尔战役甚少引起关注，但苏联红军却仔细地进行了研究。该战役最引人注目的是坦克部队终于能够正常运作了。到了1937年末，坦克已经超过了它们的预期机械寿命，但坦克部队却能够每日基本保持较高比例的坦克的完备性，并且在如此不利条件下，损失也很小——共24辆，其中7辆被民族主义军缴获。共有63辆坦克（超过总数一半）需要中修或大修，这些由本部队在战场完成。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反映出西班牙坦克兵，维修单位及西班牙工业提供的支援体系的日益提高的技术。这一遗产使西班牙坦克部队能够在1938年的余下的日子里保持规模及作战潜力，尽管苏联切断了技术援助。

Adolf.Hitler

早期战斗有关战术方面的经验很少。坦克和它们用来支援的步兵的协同非常之差。作战前没有进行过坦克和步兵的合作战术的训练。坦克连也很少有与同一个步兵单位一起超过几天，因此无从积累经验。当时，由于战况的紧急及装备的糟糕的技术状况，这并没有被当做一个急迫的问题。共和国军无法将坦克部队从战斗中抽出进行协同的训练，而克里沃申所部也不愿把珍贵的摩托小时用于与西班牙步兵的训练。1937年1月，克里沃申和阿尔曼被召回莫斯科休养并向红军高级领导人汇报。  

　　由于意大利和德国明显地违反不干涉政策向佛朗哥军队派去更多的军队和武器，斯大林决定加强其在西班牙的分谴队。当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在继续时，第二批约200名苏联坦克手和坦克专家乘轮船Chicherin号于1936年11月26日抵达。这是来自驻旧多洛加（Stara Doroga）的白俄罗斯军区的第4独立（轻型）坦克旅的骨干队伍，由D·G·帕甫洛夫上校（Kombrig D. G. Pavlov）指挥。准备在阿切纳训练营用这些组成第1装甲旅（1.a Brigada Blindada）。该单位的较大规模并不表明在西班牙的苏联顾问团计划指挥集中使用坦克部队的大规模行动。红军的轻型坦克旅只是用来为合成兵种部队或步兵部队提供支援，其编组允许在作战时将单独的坦克营配置给步兵师。但是，旅的结构包含一个比克里沃申的部队更复杂完备的后勤系统，这将有助于解决困扰在西班牙的第一批苏联坦克部队的严重的车辆维护问题。帕夫洛夫在西班牙的旅只有红军标准的轻型坦克旅的约三分之一规模，名义上有96辆坦克，但在整个冬天和春天的战斗中很少有超过60辆。以克里沃申部为例，由于没有足够的苏联乘员，只能使用西班牙人员。这通常意味着：苏联驾驶员，连排长，和西班牙的炮塔人员。在西班牙战争中总共有351名苏联坦克手，但从可得到的部队记录，总数在任何 时期都不超过160人，通常不超过100人。帕夫洛夫的旅吸收了克里沃申剩余的部队，他们组成了第1坦克营。

　　帕甫洛夫部分建成的旅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初被急急投入战斗，手头只有４７辆坦克。装备最好的是新成立的由Kombat M. P. Petrov指挥的第２坦克营。作战意图是为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１日在马德里西部前线从拉斯罗萨斯（Las Rosas）向Majadahonda进攻的第１２和１４国际旅提供支持。攻击开始时并没有得到计划中的炮兵或空中支援。与先前和西班牙军队的协同相反，与国际旅步兵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成功。坦克在突破以加固的石屋为基础的防线时卓有成效。但是，在最初的防线被坦克和步兵突破后，步兵便无法跟上坦克，彼此分离。坦克部队可以更深地穿透民族主义军的阵地，但就如同阿尔曼先前的战斗所表明的，没有伴随步兵的深入是没有效果的。在三天的战斗中，该部损失了５辆坦克，主要被敌人的反坦克炮击毁。当苏联人对共和国政府的援助增加的同时，德意也在增加对民族主义军的支援。共和国军坦克的天敌是德国３７毫米ＰＡＫ３６反坦克炮，而意大利的４７毫米步兵炮有时也取得战果。

　　Majadahonda攻势马上结束了，而民族主义军将他们对马德里进攻的焦点转到了沿哈拉马（Jarama）河的东南部战线。帕甫洛夫的坦克穿过城市，被运到新的战线，并被打散成小的连级分遣队加强到共和国军的战线中。就象法国人在一战时发现的那样，坦克的存在对士气低落的步兵有一种很强的心理上的加强，整个马德里防线都强烈要求坦克支援。尽管在近几周的战斗中蒙受损失，随着坦克乘员的增加及更多战损坦克的修复，坦克旅的实力增加到60辆坦克。在帕甫洛夫的分散到各部的坦克部队的支持下，共和国军甚至转入了反攻。  

　　苏联顾问团给莫斯科的报告并没有肯定有关哈拉马河的作战行动。在进攻中，步坦协同非常差。战场上民族主义军的37毫米反坦克炮更多，结果共和国军坦克损失严重，有时接近35-40%。地形并不利于展开大的编队，少有超过连级10辆的规模。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1937年2月14日，该旅更集中地使用兵力，在与第24步兵旅一起发起的反击中，压倒了一支民族主义军的主力部队，使之死伤约一千人。二月底，帕甫洛夫旅再度集中兵力支援国际旅进攻Pingarron。光2月27日一天，坦克旅就对民族主义军阵地发起了5次攻击，但遭反坦克炮打击，损失惨重。民族主义军炮兵一次就摧毁了8辆坦克，以致苏联炮兵专家库里克（Komkor G. I. Kulik）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反坦克炮可以横扫战场上的坦克，就如同机枪扫倒步兵。

　　3月，前线又一次移动，这一次是马德里的北方，意大利人在瓜达拉哈拉开始了进攻。帕甫洛夫旅又一次被召救火，被运到新的战场。在战役的初始阶段，帕甫洛夫旅被用于防御，抵挡意军的主攻。1937年3月13日，少数坦克间的战斗中的一次发生了，共和国军的T-26坦克在Trijueque附近向一个意大利CV.3/35坦克连开火，击毁5辆，重创另2辆。还有许多与意军的小规模遭遇，意大利坦克兵很快就不敢与有T-26坦克支持的共和国军后卫部队接触了。当意大利“志愿军”（CTV）的进攻衰竭后，共和国军以帕甫洛夫的坦克为先导转入反攻。3月18日，三个共和国军步兵旅在坦克支援下击溃了意军先头部队，夺取了Brihuega城。当天战斗结束时，帕甫洛夫旅遭到非常大的损失（敌人火力及机械故障），瓜达拉哈拉战斗开始时该旅有60辆坦克，此时仅能派出9辆追击撤退的意军。共和国军没有足够的坦克支援，无法扩大他们的胜利。  

　　1937年3月，帕甫洛夫的部队得到了很大的装备和人力的加强，两艘运输船从苏联运来100辆崭新的T-26坦克。这几乎相当于苏联介入以来提供的坦克的总和。最大的问题是要训练足够的西班牙坦克兵来使用它们。许多苏联军官对西班牙坦克手很不看好，于是从评价好得多的国际旅中征招新兵。因为西班牙的训练条件使受训人数有限，这些外国志愿者便被送到苏联的高尔基的坦克学校。第一批完成学习的分队回到西班牙正赶上参加1937年夏的布鲁内特（Brunete）战役。

　　5月底，帕甫洛夫将坦克旅的指挥权交给鲁多夫特上校（Kombrig Rudoft），6月与其他一些主要的在西班牙的苏联顾问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和军事委员会汇报。由于1937年春新坦克的大量涌入，将在西班牙的坦克营数量由3个增加到4个成为可能。这些新的单位，以及其他战线对坦克支援的迫切需要，使当局决定在37年春夏新建3个装甲旅。与第1装甲旅不同，这些新的旅只有一个坦克营，还有两个当地制造的装甲汽车营。人员全是西班牙人，他们的火力和机动性都不如第1装甲旅，且直到1937年晚些时候才具备作战能力。

　　运到西班牙的苏联坦克

　　到达日期 运载船只 数量 类型
　　36年10月12日 Komsomol 50辆T-26 轻型坦克

　　36年11月25日 Cabo Palos 37辆T-26 轻型坦克

　　36年11月30日 Marc Caribo 19辆T-26 轻型坦克

　　37年3月6日 Cabo Santo Tomas 60辆T-26 轻型坦克

　　37年3月8日 Darro 40辆T-26 轻型坦克

　　37年5月7日 Cabo Palos 50辆T-26 轻型坦克

　　37年8月10日 Cabo San Agustin 50辆BT-5 快速坦克

　　38年3月13日 Gravelines 25辆T-26 轻型坦克

　　到了布鲁内特攻势时，第1装甲旅的力量已经提升到三个坦克营的满编水平，还有新建营的约30辆坦克作为后备。这使得共和国军的装甲力量达到129辆T-26坦克及43辆BA-3和FAI装甲车。根据进攻计划，第1和第4营的70辆坦克和20辆装甲车将用来支援第5军和第18军的主攻（每个军配1个坦克营），而第2营以30辆坦克和10辆装甲车支援在马德里东南由第2暂编军单独发动的的进攻。  

　　布鲁内特攻势试图以一次全面进攻解救马德里，从首都的西部到东南部展开，诱捕在马德里南边要道上的民族主义军。7月6日，第18军在加拿大新镇（Villanueva de la Canada）的进攻开局糟糕。坦克营越过一片开阔地，后面跟随着第34师的步兵。但在离城500-600米处，坦克被民族主义军两门隐蔽很好的反坦克炮和两门野炮所阻。请求了炮兵和空中支援。但接着的4次进攻也没有能够消除城里的抵抗。两门德制37毫米炮中的一门布置在教堂的尖塔里，击毁了一打坦克。城镇最后被第15师攻克，但第18军在第一天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虽然第5军要顺利一些，但也没有达到主要的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坦克被用来支援一系列较小的就近的进攻，但大都没能拔除得到加强的民族主义军阵地。即使算上后备坦克营，到了7月11日，在布鲁内特地域的第1装甲旅减少到只有38辆坦克，全部用来支援第5军。1937年7月18日，民族主义军转入进攻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共和国军。但也无法攻克共和国军阵地，月底，战役以僵局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