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 fighting-党卫军第1装甲军在春醒

Adolf.Hitler

两道命令
1945年1月13日……
维京师装甲团团长SS中校弗里茨•达尔格斯（Fritz Darges）在接到命令后显得相当沮丧，“所有（维京师）官兵都无法相信为什么停止进攻，我方正士气如虹，并且坚信第二天就可以解救被围的战友！”
这道命令同时也预示着德国人解救布达佩斯的努力宣告失败……
三天后的1月16日，远在数百公里以外的科隆，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奥托•京舍少校敲开了元首最信赖的人之一塞普•迪特里希办公室的大门，并递交给他一份由元首本人亲自签署的绝密命令：
（1）    西线总指挥部立刻将如下部队撤出前线，并立刻组织重组补充。上述命令必须在1945年1月20日至30日之间全部完成
（a）    SS第1装甲军指挥部
             SS第1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
             SS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
（b）    SS第2装甲军指挥部
             SS第2装甲师“帝国”
             SS第9装甲师“霍亨施陶芬”
（2）     （c） 最后休整日：1月30日
（3）     （a） 后勤补给由党卫队指挥总局协调完成……
（4）    装备补充由西线参谋本部高等参谋或装甲兵总监全程协助完成……
京舍告诉迪特里希，元首将很快调动他的集团军前往东线，并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代号“春醒”（Unternehmen Frühlingserwachen）……
大约到了1月底，德军在经过3次康拉德解围后，彻底放弃了最后的努力。而希特勒也转而将眼光放向了巴拉顿湖区。力求配给南方集团军群的最精锐的部队，实现自己的突破计划。
实际上，苏联人正在稳步执行自己的维也纳计划，即从塞克什白堡至巴拉顿湖地域杀向匈牙利西部平原。就跟当初猜测盟军登陆地点一样，希特勒的直觉又一次对了。只是这场战役的结果又跟诺曼底一样，知道了也无法阻止。
春醒反击战正好是一个跟苏军针锋相对的计划。
为此，希特勒特地又从阿登调来了迪特里希的SS第6装甲集团军。而迪特里希对到匈牙利旅游好不热衷。他更希望将自己的手下放在柏林方向，因为他的家人在那。最后，这位老人使尽浑身解数才将自己的家人运动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而SS第6装甲集团军真的很精锐么？
虚有其表的集团军
……警卫旗队师的Pulvermuller中尉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当我们抵达维也纳东南部后，我们被严令取下了佩戴的袖标，擦去车辆上的师徽，以防止我们抵达匈牙利的消息暴露。在抵达匈牙利后，我们又有了新“番号”，第15建设指挥部。
结果，当我驱车前往接收1个炮兵团的驻地的时候。这个炮兵团的团长用极度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我，并且犹豫着是否应该把这里交割给我们。他表示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第15建设指挥部，
要不是我证件齐全，他几乎怀疑我是敌对分子。最后，我只好将文件拿出来给交到他手上，随后当我转身出门的时候，我听到后面的团长的副官和值星官大叫道，
“上帝啊！警卫旗队师将来这里与我们一起战斗了，这实在太让人高兴了。”
……
对于SS第1装甲军装备和人员的补充，是在整个装甲军上车以及运输途中，甚至抵达集结地后不断进行着的，一路上不停的有新兵补充进来。青年团师的参谋长，胡伯特•迈尔（Hubert Meyer）为此曾举例说：2月2日，补充给克劳斯（Krause）指挥的SS第26装甲掷弹兵团的2营的2名军官和17名士官以及140名新兵是从科隆上车出发，前往集结地与大部队会合的，而其他补充进来士官和空军人员将从德累斯顿上车，补充进3营，大战后期，这两个唯一佩戴绣有元首本人名字的精锐装甲师已经无比庞杂了，充斥着来自空军，海军和陆军的各种人员，甚至还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德裔。尽管后期德国人力资源的匮乏，但在如此的补充体制下，党卫军部队迅速满员。警卫旗队师，甚至比标准党卫军装甲师编制的18500人多出500人；青年团师也仅比这一标准编制少1703人而已。但在这之下的笼罩在两个师头上的阴影是指挥层以及基层骨干的匮乏，平均高达30%军官的缺编和50%的士官缺编。
青年团师共缺编的205名军官（占32%），这意味着必须用士官去填补他们位置，而本身士官就缺编1953人，现在还得加上填补军官缺口过后，减少的205人，这样，实际上整个师团士官部分缺编2185人，这些岗位就替补临时从普通士兵里提拔。这样一来，青年团师真正的战斗力量只有9058人而已。警卫旗队师情况稍好，军官513人，缺编17%。这个缺口就要从3165名士官中提拔，这样的士官总的缺编人数就达到了25%。
这种中下级士官的匮乏，是极其影响战斗力的，而且另外一个糟糕的问题的是，大部分补充进来人员只受过很简单的军事训练，有的甚至无任何战斗经验。青年团师的师长胡戈•克拉斯（Hugo Krass）在上报给SS第1装甲军的报告中写道：“许多新来的司机甚至无法独自开车……自从各级营、连开始补充进那些几乎没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和新兵后，整个装甲掷弹兵团的战斗力正不断的被削弱。”
LAH师第1装甲掷弹兵团2营6连的代理下士迪特尔·库尔曼（Diether Kuhlmann）在日记中回忆了补充人员抵达时的情况：
“在下午的早些时候，我们在杰尔下（火）车后，换乘卡车一直走了大约15公里，来到我们的集结地多瑙塞格（Dunaszeg）村。我们都累坏了，到了营地大家立刻找地方休息，一直睡到吃晚饭。在这里我们大概待了1周的时间，期间没日没夜地训练着，主要是单兵战术和分队战术，还要保养武器装备。数天后，我们迎来了一群来自空军的士兵，其中一名灰色头发的下士被分到了我所在的步兵班。他在找到我们的营房后开口就问‘这里谁是头？’在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后，他匆匆扫了一眼我的肩章后说道‘现在我是头了！’我立刻表示了质疑，但是他在把随身行李扔到角落里后，一声没吭就消失在了门外。15分钟后，外面传来消息说是连长找我。我立刻赶到连部，连长坐在那，边上站着的正是刚才那个空军下士。连长在向我点头示意后，向那个下士问道‘服役多久了？’‘18年了！’下士回答说。连长低下头思考了一会，然后抬起头说道，‘对我们来说，一个没有在一线部队里摸爬滚打过的人，一个没有经历过生死之战的人，是不能被称之为军人的……’此后，这个空军下士成了一个勇敢的士兵和很好的同志。”
既然现实如此，那么在战斗打响后真正可以依靠的还是那些在诺曼底和阿登战役中存活下来的老兵。LAH师和青年团师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老兵集中使用，形成有效突击力量的策略。由于党卫军装甲师通常只有第2个装甲掷弹兵团的第3营达到了完全机械化，因此进攻的时候，通常都把这个营与师属的装甲部队一同使用，形成一定的装甲突击力量，所以老兵通常都被优先补充到这里。例如，青年团师第26装甲掷弹兵团3营补充的士官和士兵大多来自柏林州施普伦哈根（Spreenhagen）的党卫军第1预备训练营，这些人大多都是在诺曼底和阿登战役中负伤，尔后伤愈归队的老兵，是经验丰富的真正的骨干力量。3营还接受了一些来自德累斯顿附近尼恩堡（Nienburg）的党卫军第12预备训练营的部分兵员，空军的许多技术人员也以士官身份加入其中。为此，3营特地在写补充报告时提到，下属9连（防空营）接收了2名来自空军的人员，他们在使用20毫米多管高炮方面，可说是行家里手。
说到至关重要的装甲力量，由于在阿登战役中损失惨重，这2个师接收的许多坦克装甲车辆都是从工厂直接运过来的。即使是这样，到了2月17日时，LAH师也只有37辆Ⅳ号坦克和41辆豹式坦克，21辆Ⅳ号坦克歼击车和3辆突击炮，以及175辆装甲运输车（SdKfz250、251半履带装甲车系列），同时党卫军第501重装甲营的36辆虎王也将配属给该师。而青年团师在2月10日时，装甲团实力恢复到了38辆Ⅳ号坦克和44辆豹式坦克，21辆Ⅳ号坦克歼击车，165辆装甲运兵车（SdKfz250、251半履带装甲车系列），德军最高统帅部特地将第560重坦克歼击营的31辆Ⅳ号坦克歼击车和16辆猎豹也编入该师，以增强实力。
那么，粗看起来，党卫军第1装甲军恢复了80%以上的实力，但是这些装备是否能够全部投入战斗呢？以党卫军第501重装甲营为例，1月31日，全营有19辆虎王可以投入战斗；2月1日为23辆；而到了2月8日，变成了15辆；到了17日又恢复为19辆。虎王坦克频繁发生的机械故障导致所谓的“编制中的36辆虎王坦克”一起上阵的场面没有可能发生，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Adolf.Hitler

在指挥层上，党卫军第1装甲军指挥官仍由出身骷髅师的赫尔曼·普里斯（Herman Priess）中将担任。阿登战役期间，指挥LAH师的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在1月13日晋升党卫队旅队长（少将）后被调往柏林，因此LAH师的休整、补充可以说是各个团长负责自行完成的。他们的新师长，同时也是第四任和最后一任师长奥托·库姆（Otto Kumm）少将在2月15日，也就是LAH师投入战斗前2天才刚刚到任。这位来自帝国师的军官以优异的指挥才能在大战中获得步步提升，获得过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担任过党卫军第7“欧根亲王”山地师师长，指挥该师在南斯拉夫与铁托的游击队作战。
2月初，约阿西姆·派普（Jochen Peiper）上校在缺席6周后，返回LAH师继续担任装甲团团长一职。此时他的装甲团编制内只有1个营的实力，即维尔纳·波舍克（Werner Poetscke）少校指挥的第1个装甲混合营，下辖2个豹式坦克连，2个Ⅳ号坦克连，2营则在后方整训（可能是没有足够的坦克来装备该营，根本上不了战场）。幸好，海因茨·冯·威斯特哈根（Heinz Von Westernhagen）中校指挥的党卫军第501重装甲营依然配属给派普，这多少让派普得到少许安慰。马克思·汉森（Max Hansen）上校依然是党卫军第1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他的团唯一的变动是1营营长艾米尔·卡斯特（Emil Karst）少校由于在阿登战役期间阵亡，而不得不另找人接替。
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团长鲁道夫·桑迪西（Rudolf Sandig）中校由于不讨蒙克师长的喜欢而被撤职，接替他的是蒙克从青年团师调来的伯哈德·西布克恩（Berhard Siebken）中校。蒙克在南斯拉夫负伤后，伤愈复出的首任职位就是在诺曼底担任党卫军第26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西布克恩当时就在蒙克手下任2营营长，深得蒙克喜爱，但西布克恩不知道什么原因并没有参加阿登战役。他在到任后立刻撤换了1营和2营营长，并由默尔霍夫（Mollhof）少校和马克思·荣格（Max Junge）少校两人接手。该团唯一一个完全机械化的3营，仍由在阿登战役中因表现出色而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尤普·迪芬塔尔（Jupp Diefenthal）少校担任营长（迪芬塔尔深得派普喜爱，估计西布克恩也不敢轻易去动他）。虽然西布克恩上台就搞了一次小清洗，但是他最后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不知道他在诺曼底跟英军战斗时做了什么孽，1949年1月20日，被英国人吊死在了威悉河畔的哈默尔恩（Hameln，德国中北部城市）。古斯塔夫·克尼特尔（Gustav Knittle）少校由于在12月底的巴斯托尼地区的战斗中负伤，侦察营营长一职由埃米尔·瓦夫齐内克（Emil Wawrzinek）上尉接任。
相对于频繁变动的LAH师，青年团师人事变动甚少。胡戈·克拉斯仍担任师长，马丁·格罗斯（Martin Gross）中校被任命为装甲团的新团长，不过他直到3月初才走马上任。而装甲团也发生了一些变动，原来师属装甲团下辖2个营8个连。1－4连装备豹式坦克，5－8连装备Ⅳ号坦克。由于在诺曼底战役中损失惨重，装甲团采用了类似LAH师的混编方式，每营豹式和Ⅳ号坦克混编，各2个连。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上尉指挥的混合1营（下辖1、3、5、6连）参加了阿登战役，而汉斯·齐格尔（Hans Siegel）上尉指挥的第2混合装甲营（下辖第2、4、7、8连）阿登战役期间则在德国北部的博林法斯特进行整训。现在，里宾特洛普将手下所有坦克转交给集训归来的2营后，带领1营所有人员奔赴法林博斯特进行整训。而齐格尔的2营将接替1营执行在匈牙利的战斗任务，也就是说自从诺曼底战役后，这个齐装满员的装甲师一直都是以接近装甲掷弹兵师的实力在作战。在此之外的变动就是齐泽尔茨（Ziesenitz）上尉从威利·穆勒（Willi Muller）手上接过了党卫军第12火箭炮营营长一职。
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情况与党卫军第1装甲军差不多，当帝国师和霍亨施陶芬师撤出阿登前线后，这2个昔日“精锐无比”的师也同样接收了大量来自海军和空军的补充人员。好在帝国师有一大批军官、士官和士兵伤愈归队，这些人员的回归才是全师上下真正愿意看到的。霍亨施陶芬师的情况要相对更差一些，比如缪勒少校（Müller）指挥的党卫军第9装甲工兵营，在开战前夕才接收到补充来的新兵，这些人全部是空军的地勤人员，战斗意志也许还过得去，但是没有一个人具备工兵应有的技能，让他们去修发动机也许都是好手，但架桥铺路就勉为其难了，这让缪勒恼火不已。由于整个党卫军第2装甲军在2月8日才乘火车前往匈牙利，所以连最初的战斗都未能赶上。
到了3月初，党卫军第2装甲军上报给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的报告中显示，帝国师的在编人数恢复到19542人，霍亨施陶芬师为17299人。遗憾的是，理论上应直属于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党卫军第502重装甲营自诺曼底战役后因为迟迟得不到坦克补充，不但错过了阿登战役，也无法赶到匈牙利来了。等这个营重新装备完毕后，被直接拉到了奥德河前线，参加了柏林外围的防御战和最后的突围战，为数以万计的人赢得了活下去的机会，独立重装甲营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有多么强大。缺少了这个重装甲营，党卫军第2装甲军本就不强的装甲力量再被严重削弱，在常规装甲力量上，这2个师的坦克数量还不到标准编制的一半：根据帝国师参谋长的个人记录，帝国师转运至匈牙利的只有27辆豹式坦克、18辆Ⅳ号坦克、8辆Ⅳ号坦克歼击车、13辆Ⅲ号坦克（应该是指挥型和炮兵观测型，无战斗力），以及28辆突击炮和258辆装甲运输车。留在西线作为坦克支撑点的还有3辆豹式坦克、7辆Ⅳ号坦克、6辆Ⅳ号坦克歼击车。此外，阿登战役后帝国师还有68个没有坦克的车组，可谓是僧多粥少。
霍亨施陶芬师也好不到哪里去，到3月6日时，全师仅有19辆Ⅳ号坦克、24辆豹式坦克、10辆猎豹坦克歼击车、16辆突击炮、16辆前期和17辆后期型Ⅳ号坦克歼击车，以及15门自行反坦克炮。到3月15日，全师仅有141辆装甲运输车可投入战斗，还有41辆需短期维修、38辆需大修。即使是这点可怜的力量，也是充满水分的。以帝国师为例，到了2月25日，装甲团的27辆豹式坦克以及所有的Ⅳ号坦克仍在全力抢修中，这也是党卫军第2装甲军未能参加初期战斗的原因之一。
在指挥层上，因卡昂和法莱斯之战的出色表现而获颁橡叶饰骑士铁十字勋章，并在对抗盟军空降荷兰阿纳姆的战斗中表现出足够骑士风度的威廉·比特里希（Whilem Bittrich）毫无疑问的仍执掌着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帅印。而帝国师师长海茵茨·拉默丁却在阿登战役后，匆忙将帝国师丢给装甲炮兵团团长卡尔·克罗伊茨（Karl Kreutz）上校临时接管，动身前往柏林加入到希姆莱手下的一个参谋部。2月10日，维尔纳·奥斯腾多夫（Werner Ostendorff）少将接任了帝国师师长一职，奥斯腾多夫在1941年9月13日就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1942年6月5日又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他在1944年担任党卫军第17“古茨·冯·伯利辛根”装甲掷弹兵师师长期间，2次在战斗中负伤，伤愈归来后成为帝国师在短短7个月内更换的第五任师长。维丁格中校的“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汉内斯·舒尔策尔（Hannes Schulzer）上尉由于伤势较重，其营长一职由帝国师第2工兵营组建时的元老施梅尔策（Schmelzer）上尉接任。曼茨（Manz）上尉则暂代海因茨·维尔纳少校的3营（机械化）营长一职，维尔纳少校在阿登战役中负伤，不过让维丁格高兴的是，医生说维尔纳少校不日即可伤愈归队。1营营长仍由戈切（Gotsche）少校担任。
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仍是西尔维斯特·斯塔德勒（Silvester Stadler），该师唯一的变动是，军直属的工兵指挥官泽拉（Seela）中校接替措尔赫费尔（Zollhofer）成为党卫军第19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下属的3个装甲掷弹兵营的营长都换了人，新任营长分别为雷德尔（Lederer）少校、海伊（Hey）上尉、巴特洛梅伊（Bartholoma）少校。不过，无论是比特里希，还是奥斯滕多夫，亦或是斯塔德勒，他们都出身于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系统（帝国师前身），这多少让2个师的合作看起来显得亲密无间。
然而，细数这4个党卫军装甲师在诺曼底和阿登大战后的人员及装备损失，我们会发现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菁英部队，现在只是盛名之下的空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