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olf.Hitler

第5章  在莫斯科前方
    在沃尔科沃和列宁格勒前线，我们又执行了几次任务。在最后这几次出击中，我们发现空中到处都很平静，我们判断在其他地段很可能要有行动。我们被派到了东线中段，一抵达那里，就发觉陆军正准备行动。传闻说要沿着加里宁——雅罗斯拉夫方向攻击。我们经莫斯卡纳——库列斯楚卡空军基地，绕过雷斯楚，降落在斯特雷扎。空军上尉普赖斯勒从前任手中接掌了我们中队，他来自友邻联队。
    寒冷一天天逼近了，我们接到预报说冬天就要来了。气温的下降给我这个中队维修军官带来了诸多技术难题，单单寒冷就使我们的飞机陷入了麻烦中。我花了很长时间，靠积累的经验，才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些资深技工更是感到烦恼，但是大家都尽了最大努力，确保尽可能多的飞机可以使用。迈因出了事故。正当他从卡车上卸载炸弹时，一颗炸弹从车上滚下来，弹翼正好砸在他的大脚趾上。事情发生时，我就站在旁边。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说不出话来；后来他盯着自己的脚趾说道：“我在也不能跳远了。”真正寒冷的天气还未到来。天阴沉沉的，仍然有暖流随着低云飘来，这对于我们的作战行动毫无裨益。
    加里宁已经被我军拿下了，但苏联人发动了猛烈反攻，他们在城市接近地域仍保持着阵地。我军各师难以前进，特别是天气帮了俄国人很大的忙。另外，不断的战斗严重削弱了我军各部队的实力。从斯特雷扎到加里宁的主干道恰恰从该城前方通过，这一地区掌握在敌人手中，敌人由此向东对我军防线不断施加压力，这样我们的补给线就不能保持畅通。我不久亲眼目睹了局势是多么困难和复杂。此时，我们的空中力量很弱小，这归因于伤亡、天气以及其他因素。我担任领队——中队长不在——对托尔绍克（Torshok）发动空袭，这是个位于加里宁西北的铁路枢纽。我们的目标是车站和其后方的交通干线。天气恶劣，云高只有1800英尺。对于这样一个有强大防空力量的目标来说，云层实在太低了。我们接到命令，如果天气实在恶劣到威胁返航安全时，我们可以降落到加里宁附近的机场。我们在空中汇合点等待了我们的歼击机很久，最终他们还是没出现；可能对他们来说，天气太糟了吧。由于在空中长时间等待，我们浪费掉了大量汽油。我们以适当高度在托尔绍克上空盘旋，试图找到敌人防御的软肋。起初，敌人的防御看上去处处严密，但我们找到了空隙，我们攻击了车站。我高兴地看到所有飞机又在我身后编队了。天气变得更糟了，还下起了大雪。碰到这样的天气，我们要返回斯特雷扎就要兜个大圈，我们剩下的汽油不允许这样做了。我立即决定，向附近的加里宁飞；此外，东方的天空看上去更明亮些。我们降落在加里宁。这里人人都头戴钢盔，忙忙碌碌。来自另一个战斗轰炸机联队的飞机已经降落了。正当我接通点火开关时，我听到也看到坦克炮弹落在了机场，一些飞机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了。我急忙找到设在这里的作战室以搞清形势。我得知，苏联人正以坦克和步兵展开对机场的攻击，现在距这里不足一英里。我军步兵沿机场外围构筑了薄弱的防线，敌人的钢铁怪物随时会冲进来。我们没时间检修飞机了，我们的斯图卡对于我地面防御部队实乃天赐利器。我们与战斗轰炸机联队的亨舍尔123一道沉重打击了敌坦克，直至天黑下来。我们起飞后几分钟后就降落，地勤人员要能跟得上这种战斗的节奏。我们打得很准，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不能敲掉坦克，我们就会被它们干掉。我们在该城南郊的一处兵营里过夜。
    夜里我们被一种碾压声惊醒，是我们的高炮牵引车在转移阵地呢？还是伊万的坦克来了？在加里宁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的步兵战友告诉我们，昨天敌人的一些坦克闯入了商业广场，对看到的一切都狂轰滥射一番。它们突破了我方的外围警戒，在城里我军与它们打了很长一阵子。现在还能听到炮声隆隆；位于我们后面的我军炮兵正向伊万炮击，炮弹飞过了我们头顶。
    夜里乌云低垂，四下漆黑一片。除了低空交火，没有空战发生。补给线再次被切断了，疲惫的陆军部队什么都缺乏，但是面对赋予他们的超常任务仍然毫不犹豫。温度骤降40多度，普通润滑油都冻结了，所有机枪都打不响了。
    据说寒冷也给俄国人带来同样影响，但他们拥有特殊的动物油脂和防护。我们各种设备都缺乏，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在严寒条件下的战力。补给像缓慢的涓涓细流一样抵达。
    当地人有二十甚至三十年没见到过这样坏的天气。与严寒的抗争比与敌人的战斗更严酷。苏联人有了一个颇具价值的盟友。我军坦克部队抱怨炮塔转不动了，一切都冻得硬梆梆的。我们在加里宁待了些日子并不断地升空。不久我们就熟悉了每条战壕。战线又从我们机场向东推进了几英里，我们回到了斯特雷扎，那里的人盼望我们回去很久了。从这里我们继续起飞作战，方向是奥斯塔斯科夫（Ostaschkow），然后我们奉命移至鲁萨附近的高尔斯托沃（Gorstowo），这里距莫斯科约50英里。
    投入到这里的我军各师正沿着莫扎伊斯克至莫斯科的公路奋力前进。一支力量薄弱的我坦克前锋经由斯韦尼哥罗德——伊斯特拉（Swenigorod-Istra）一线已进至距俄国首都不到六英里的地方。其他部队甚至更向东推进一步，已经在莫斯科——北极圈运河东岸建立了两个桥头堡，正对着城市北面。其中的一个在迪米特罗夫（Dimitrov）。
    现在是十二月，温度计显示是摄氏零下40-50度。大雪纷飞，浓云低垂，高炮猛烈。克劳斯少尉被一发俄国坦克流弹打死了，他是个出色的飞行员，也是仍健在的少数老战友之一。在这里，与在加里宁一样，天气成了我们的主要敌人，也成为了莫斯科的救星。
    俄国士兵疯狂反击着，但是他们也一样紧张过度、精疲力尽，如果没有严寒这个盟友，他们是不能阻挡住我们前进的。即使敌人投入的西伯利亚新锐部队也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德国陆军败于严寒。火车已经停运，没有后备队，没有补给，伤员无法后送。单凭钢铁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已达到了我们力量的极限。急需的东西样样都告缺乏。机械装置无法运转，交通受阻；没有汽油，没有弹药。道路上早就看不到卡车行使了。马拉雪橇是唯一能行使的工具。悲剧性的撤退场面以越来越高的频率一再上演着。我们只有少量飞机。在如此低温下，发动机也是短命的。以前我们掌握着主动权时，我们出击是为了支援我地面部队；现在我们出击是为了阻挡苏联人的进攻。
    我军被赶离北极运河后不久，在加里宁方向，我军也不再占有克林西北的大坝了。西班牙的蓝色师经过了英勇抵抗后，被迫放弃了克林城。不久就轮到我们撤退了。
    圣诞节临近了，伊万仍在迫近我们西北方向的沃洛科拉姆兹克。我们和中队部人员一起住在当地学校里，就睡在大教室的地板上；所以每天早上我醒来后，一再发现我在夜间睡梦中翻身已滚出了很远。五百次的出击已给我留下了深深烙印。我中队的另一半人住在当地常见的泥屋子里。你一走进这些屋子，你会恍然觉得你被送到了三个世纪前的原始国度里。起居室最绝的特色就是烟草的烟雾笼罩了一切，使你什么也看不到。家里的男人们抽一种他们叫做马科尔卡（Machorka）的烟，这种烟的烟雾遮住了一切。当你的眼睛适应了这种烟雾后，你就能看到家里最好的家具，一只三英尺高的石炉子，漆得惨白惨白的。围绕着这炉子，一家三代生活在一起，一起吃、欢笑、痛哭、生育、死亡。富裕人家的房子里在石炉子前有一个木围栏，围栏里有只小猪和其他家畜在欢蹦乱跳。
天黑后，世界上最挑剔、最肥大的臭虫会出现在你面前，他们夜间会从顶棚上精确地扑下来，他们不愧是昆虫界的斯图卡。你会见到令人窒息的严寒，但当地的男女对此毫不在乎。他们不知还有不同的活法；他们的祖辈这样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也这样并且还要这样活下去。只是现在这一代人已经把讲故事和讲童话的技艺丢失了，也许他们不敢讲了，因为这里离莫斯科太近了。
    莫斯科河流经我们住的村子，一直流到克里姆林宫。天气不好，我们不能升空时，就在河上打冰球。即使有些人在比赛中负伤，我们还是以这种方式保持肌肉活力。举例讲，中队长副官的鼻子就被撞得轻微歪向了右侧。比赛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前线糟糕的形势上转移开来。在莫斯科河上进行完激烈的对抗赛后，我往往去蒸桑拿。村子里有个芬兰浴室，但里面却不怎么样，又黑又滑。一天，我踩上了靠在墙上的一把铁锹的锹刃上，摔了个大跟头，出来时伤得不轻。
    苏联人在北面已经迂回了我们；现在是我们撤到邻近的后方机场的时候了。可我们一时又动弹不了；低云垂在向西延伸至维亚兹马的森林上方已经多日，飞行是不可能的。此外，积雪厚厚地覆盖着我们的机场。除非我们走了鸿运，否则伊万会与圣诞老人一起出现在我们门前。那些已经迂回了我们的俄军肯定是没有发现我们，要不他们早把我们一网打尽了。
    因此我们仍得以在格尔斯托沃的校舍里过圣诞。夜幕降临后，我们大多数人都沉寂下来，我们都竖起耳朵，不放过外面的每一个声响。但是圣诞颂歌一经响起，沉闷气氛一扫而光。再来几杯伏特加，情绪最低落的人也振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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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联队长来短暂巡视并颁发了勋章。我是中队中首个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章（the German Golden Cross）的人。在俄国度过的首个圣诞节里，我们向莫斯科的体育同行发出邀请，请他们过来参加圣诞节比赛。当然没有回音，所以我们自己在莫斯科河上进行了冰球赛。坏天气又持续了多日。一俟天气稍有好转，我们立即开始了撤退，沿着通向维亚兹马的公路和广袤的森林向后方飞去。我们升空后不久，天气转坏，我们采密集队形贴着树梢飞行。空中灰蒙蒙的，雪雾翻腾。每架飞机都仰赖于领队机的技术，这种飞行比最激烈的攻击还令人紧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我们中队损失了一些不能适应这种飞行的成员。在维亚兹马上空，我们向右转往北面的斯特切夫卡——伏城（Sytchewka-Rhew）方向。我们在厚厚的积雪中降落在位于斯特切夫卡以南12英里的杜金诺，安顿在一家集体农庄（Kolchose）中。
    酷寒仍持续着。终于空运来了适合的装备和衣物，运输机每天在我们机场降落，运来皮衣、滑雪板、雪橇等物品。这对于夺取莫斯科是来得太晚了，无法挽回那些死于严寒的战友们的生命；对于在进攻时冻伤脚趾和手指的成千上万人是来得太晚了；对于继续推动一往无前的陆军向前进是来得太晚了，我军已经被难以想象的酷寒之手无情地赶进了掩体和战壕。
    我们现在飞行于去年夏天就已熟悉的地区：该地区是西伏尔加河的源头，靠近伏城，沿着铁路线到奥列宁，再延伸至南方。厚厚的积雪对我军是沉重负担，但苏联人则如鱼得水。现在最聪明的技术人员是能够运用最原始的方法和交通工具的人。引擎发动不了，一切都冻上了，液压工具不顶用了，依赖于任何技术手段都意味着自杀。在凌晨的温度下根本无法启动引擎，即使我们给它们罩上了草垫和毛毯仍无济于事。维修人员经常整夜守在外面，隔半个小时就给引擎加热，这样当我们起飞时才能保证它们能发动起来。夜里冒着严寒在户外看护这些引擎导致了许多人被冻伤了。作为维修军官，我经常到户外或者在出击间隙时干这种活，以保证每架飞机都能升空。我们在空中倒很少挨冻，由于天气糟糕，我们只得低飞，而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使大家都忘记了寒冷。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当我们返回温暖的宿舍时仍会发现冻伤的症状。
    一月初，冯•李希特霍芬将军乘一架福莱斯勒•斯托赫飞机降落到我们机场，他此行是来授予我骑士铁十字勋章的。授勋时特别提到了我去年成功地摧毁了敌舰和桥梁。一阵更凛冽的寒风使维持次日出击所需的飞机更形困难。我看到绝望的机师们直接在引擎下生起火来，希望以此使引擎发动起来。其中一位对我说：“它们要是不启动就会被烧成一堆灰烬，反正发动不起来它们对我们也没用了。”这种解决问题的极端方法使我震惊，我偶然找到了另一种办法。用汽油罐制作成一个铁皮炉子，上端突出一只烟囱，烟囱顶部装有钻孔的风帽，作用是阻挡火星飞出。我们把这个装置置于引擎之下，在其内部生火，再将烟囱对准启动泵，启动泵直接得到加热。我们保持温度直到引擎启动。这装置是原始些，但正是在俄国冬季需要的东西。我们接收到了叫做加热器的复杂装备，还有一些有技术含量的玩艺。它们造得很精致，遗憾的是它们自身就依赖于其他精密机器的驱动，如微型马达和另一些复杂的装置。这些装备首先需要启动起来，但是严寒恰恰使它们难以启动。整个冬季，我们中队能升空作战的飞机数目一直很少。能飞的飞机都由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驾驶，这样数量的不足就能以质量予以一定的弥补。
    我们沿斯特切夫卡——伏城（Sytchewka-Rhew）铁路线巡视了几天，俄国人正试图在那里取得突破。我们的机场面临的形势与几周前在加里宁遇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一次，没有值得一提的地面部队屏护着我们的前沿。某夜，伊万从斯特切夫卡冲过来，突然出现在杜金诺郊区。空军中尉克莱斯肯是文职连连长，他从地勤人员和附近部队中拼凑了一支作战分队，守卫机场。我们英勇的维修人员，夜间转为了战斗员，用步枪和手榴弹守卫战壕，白天又回到维修岗位。白天不会出事，因为我们机场油弹储备充分。连续两天，我们遭到几个营的骑兵和滑雪部队的攻击。接着，情况变得危险起来，我们把炸弹投到了机场周边。苏联人伤亡惨重。克里斯肯，这位曾经的运动员，运用他的作战分队发动了反击。我们盘旋在他上空，扫射、轰炸他当面的一切抵抗。这样，我们机场接进地上的敌人被肃清了。我们的空军战士们在这场战争开始时，根本没料到他们会被当作步兵使用。陆军的一支装甲部队扩大了我们的战果，夺回了斯特切夫卡，在那里设立了指挥部。战况又些许平静下来，一条沿着斯特切夫卡——伏城建立的新战线掩护着我们这个地区。一味退却的日子结束了。
    狐狸们比我们耐寒。每次我们从伏城低飞归来时，总能看到它们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爬行的身影。如果我们以六到十英尺高度掠过它们，它们就会伏下身子，胆怯地对我们眨着眼。贾克尔的机枪里还剩了几梭子弹，于是对准一只狐狸来了个近距离射击，打中了它。贾克尔用一架带雪橇的斯托赫飞回射杀地点捡回了狐狸，可惜的是雷纳德校长得到的皮货上却布满了弹洞。
    我气恼而又吃惊地得知，鉴于我夜间出击的次数很高，我将会被立即送回国内。给我的指示是经过一段时间休假后，到斯泰尔马克省的格拉斯报到，接掌一个后备编队，把我最近获得的经验传给新飞行员。我向上级保证我不需要休息，我不离开斯图卡，即使是托关系说情也没起作用。给我的命令是不可更改的。和一同取得许多胜利的战友们道别是艰难的。我只要在新岗位履新，普莱斯勒上尉就将向上级请求调回我。我回前线这件事又有了新希望，我会抓住一切机会的。
    一天早上，我向西踏上了归途；我坐上了一架运输机，经维帖布斯克——明斯克——华沙——飞返德国。我在假期里到雷森贝格和提罗尔滑雪，通过日光浴和锻炼来释放我的愤怒。
    逐渐地，我视之为家园的这片群山以它的静谧和雪山美景使我从每日起飞降落出击的紧张中松弛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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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培训和实践
    开始培训新飞行员的工作前，我结婚了。我爸还担任着他那个教区的教长职务，还在我们那个小乡村里主持仪式，这个小村里留存了许多我孩提时代的美好回忆。
    然后，我奔赴格拉茨，这次不是作为学员而是作为教官而去。学员们学习编队飞行、俯冲、投弹、射击等科目，我白天经常花八个小时坐在飞机里，现阶段我帮不上什么忙。天气不好或者检修时，学员们就进行军体活动。学员们完成斯图卡学校的科目后才送到我这里深造，之后他们就奔赴前线。他们通过考核后，我还会和其中的一些人日后再见面；也许他们会分到我的部队里。所以，如果没有意外，我不会在训练中找他们的麻烦。业余时间里，我保持着体育训练；我打网球、游泳，或者在格拉茨四周的乡村美景里打发时间。两个月后，我有了位助手，第三小队的贾克尔少尉。他刚刚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同时也被打发到这里干点轻松活。我们一反常态，开始动真格训练，就像在前线一样。我有两架梅赛施密特可供调遣，这样我们就能扮演敌人的截击机。训练是一丝不苟和艰苦的，但我相信，能坚持下来并能达到训练要求的学员将受益匪浅。
    体育锻炼可培育强健的体格和耐力。每个星期一我都带领学员们进行六英里长跑；这给他们带来了莫大裨益。下午，我们去安德列兹游泳并比试胆量。他们的撑杆跳都合格了，为夺取游泳证书进行了激烈角逐。
    贾克尔比我小几岁，还像个孩子。不管他惹了什么祸，别人也无法生他的气。他是个逗乐的人，对生活有自己的一套。星期天下午，我总是进山。在大门岗亭前有个公交车站，我搭公交车进城。公交车的影子在路边伴随着我们行进，我突然意识到，影子里的人实际上正站在车顶上。他们正在“用拇指顶着鼻子做出轻蔑动作”以及其它的搞笑动作，特别是有女孩经过时，他们更是如此。从他们的帽子上我能猜出他们是谁，他们是属于我们驻地的士兵，但不大可能是我的下属，因为我们曾三令五申严令不准军人攀上公交车顶。我很不客气地向坐在我身旁的来自地勤单位的中尉说：
“那些家伙肯定是你的人。”
他以略带优越感的声调回敬道：
“你会高兴的，他们是你的人。”
士兵们在格拉茨一下车，我就命令他们星期一上午11点来见我。他们结队进来接受责罚，我说：
“你们这么做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你们已经违反了一条命令。真是前所未闻。”
我从他们的表情上能看出他们有话要说，我问他们还有什么理由。
“当时贾克尔少尉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还以为没什么事呢。”
    趁我笑出来之前,我赶快解散了他们。我能想象出贾克尔站在公交车顶上。当我告诉他他的行为把我陷了进去时，看到他那一脸的无辜样，我再也蹦不住笑了。
几天以后，我们在格拉茨幸免于一次非公事故。一家滑翔机俱乐部恳请我驾驶一架老旧的捷克双翼机拖拽他们的滑翔机，因为他们缺乏驾驶员。我答应了，由于这属于私人飞行，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带上我妻子飞，她非常渴望飞行。飞了两个半小时后，我问还剩多少油；油表没有这种显示功能。他们对我说，油料还够飞四个小时；我可以不用担心继续飞行。我放下心来飞返机场。正当我们低飞在一片土豆地上空时，引擎停转了。我知道我妻子没系安全带，在我降落在田垄上之前，我急忙大喊：“坐稳啦。”飞机跌跌撞撞地越过一条沟渠，最后安然停在一片玉米地里。我们找到了汽油，我又从一条田间小径起飞，回到了两英里以外的机场。
    我有许多同僚，特别是空军中的同僚，在战场上毫发未伤，却在一些愚蠢的“平民”事故中报销了。这次节外生枝的事故再次证实了，我们遵守那些表面看来有些愚蠢的守则是必要的。即使不在前线，我们也要像身处激战时那样谨慎小心。其实在与敌人交锋时，冒不必要的风险也是不允许的，即使我们自己不畏惧也不行。
    我驾驶着老式飞机在机场降落后，得知另一中队的后备飞行队已经奉调俄国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轮到我们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内心戚戚于已经在后方待了数月，突然间我意识到我是多么盼望重返前线。我被置身事外的感觉折磨了很久，我一想到长时间不在前线对我而言可能甚为危险时，我的烦躁不安就尤其强烈。我只是个普通人，天生的本能使我求生避死。我想活下去，求生的愿望每次都更强烈起来——每次在攻击中幸存下来，我都能从脉搏的悸动中感觉到它，当我处于每次从阿尔卑斯山上陡峭的山坡上一冲而下的兴奋中时，也能感觉到它。我想活下去，我热爱生命。我感觉得到这种热爱，从每一次深呼吸中，从我的每一根毛孔里，从组成我身体的每一根纤维中，我都能感觉到这种热爱。我不惧怕死亡；我过去经常与死神对视数秒，从没有率先低过头，每次经过这种较量，我都内心愉悦，我有时会欣喜地大叫一声，试图压过引擎的吼叫。
    我坐在食堂里木然吃着饭，想着这一切。然后我下定了决心。我要顽强地抓住一切机会，直到上级不再坚持老规矩，直到他们把我派回前线的作战编队。
    我未能实现我的初衷，但不久后我们全体被派到克里米亚的萨拉布斯新基地，靠近辛菲罗波尔，不管怎么讲，这里总比以前要更靠近前线。我们解决运输问题的方法是用容87拖拽运输滑翔机，经克拉科夫——伦贝格——普罗斯库罗夫——尼古拉耶夫一线，我们很快抵达了目的地。这里的机场很大，适合于训练使用。我们的临时营房与前线的没什么不同，但是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恢复了与在格拉茨一样的日常训练。我们特别喜欢在不同机场练习降落，因为有时早晨降落在黑海沿岸西侧，有时下午降落在靠近亚速海的西北面。我们至少有半小时可以在美丽的岸边沐浴在炙热的日光下。除了刻赤附近，这里没有山峦。在南方，贾拉山脉约高5000英尺，沿着克里米亚南岸绵延。周围的乡间一马平川；在大草原里间或点缀着大片的番茄种植园。在贾拉山脉和海岸之间有一窄条沿岸平原，那就是俄国的里维埃拉度假胜地。我们经常乘卡车到那里去取木柴，我们驻地附近没有木材。与真正的里维埃拉相比，这里可差远了。我在雅尔塔看到了几棵橄榄树——聊胜于无——但是两三棵橄榄树可是成不了真正的里维埃拉。从远处看，特别是沿着海岸低飞时，建筑物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这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只要走进雅尔塔的街道，近距离察看一切，这个苏维埃的海滨地区就会因其总体的粗俗简陋显示出它只不过是个巨大的泡影。临近城镇阿流斯恰塔（Aluschta）和阿流普卡（Alupka）也是如此。我的部下见到这两个地区之间有很多葡萄园，大为兴奋；葡萄采摘季节恰好才开始。我们尝遍了各个山坡上的葡萄，回到营地时，常常撑得肚子疼。
我还是时常为不能重返战场而烦恼。我主动给空军高加索战区司令打电话，建议把我的斯图卡部队并入他的作战队伍；我的下属们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我指出，战场对于学员们将是极好的训练场所，以后接收它们的联队也乐意要有实战经验的人。首先，我们接到命令移至刻赤。苏联的补给列车常常沿着南海岸运行，我们从这里将可以攻击他们。但是未接到进一步的命令。我们等待了数小时攻击列车的命令，但什么也没发生。我一度想动用我的梅赛施密特歼击机；我的目标是敌侦察机。但那些家伙立即掉头飞向大海，沿土阿普谢——苏祖姆（Tuapse-Suchum）方向溜走了，我无法赶上他们，因为我要是看不到他们，自然我是不能起飞的。不久后，我成功地使我们转场到了别洛瑞申卡娅（Beloretschenkaja），靠近迈科普，这里驻扎了另一个联队。在这里我们又要进行适当的作战飞行了，我们将共同行动，支援向土阿普谢方向的进军。
一夜之间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繁忙的作战编队。陆军正在攻击皮赤(Psich)，准备取道恰德金斯卡娅——纳瓦金斯卡娅一线，越过哥特小径，向土阿普谢方向推进。我们整天从早到晚飞在他们上空。这对于我们并不轻松，由于我们属于训练单位，装备的都是相对老式甚至是过时的飞机，在此经常和我们并肩作战的联队装备的都是最新式飞机。当在高空中编队飞行时，我们的弱点暴露无遗。
    在峡谷中作战是令人胆战心惊的经历。如果我们追逐敌人或者是过于执着地搜寻敌人的藏身之所，我们往往会被热情驱使而落入圈套中。在搜索时，我们要是飞入了这些峡谷，常常会发现无法操纵飞机。有时，峡谷尽头突然闪现出一座山峰，赫然矗立，挡住了去路。我们必须迅急做出反应，我们一再将大难不死归功于飞机的优异性能。但是当我们后来置身于比我们高600英尺，云雾缭绕的群山中时，上述情形简直就像小孩游戏一样了。
    这些山脉的顶峰高达3500到4500英尺。每条峡谷我们飞入几次后就知道其出口了，同时也掌握了从哪座山后面可以绕出到达平川。碰到坏天气和低云层时，就全靠猜测飞行了。有时当我们低空攻击峡谷中的道路时，防空火力竟从上方俯射下来，这是因为我们两侧的山腰被伊万们占据着。
    我们数量居劣势的山地部队正对数量占优势并占据着有利地形的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攻击。我们与地面部队保持着密切联系，尽最大努力满足他们的每一个攻击和支援请求。在山林里进行的战斗尤其困难重重；就像蒙着双眼打仗一样。如果作战军官要求我们攻击某片树林，我们即使看不清目标也要执行命令。在这种作战条件下，陆军对我们攻击的作用和效能还是赞扬备至。
格曼姆贝格及其邻近的高地都在德军掌握中。经过激烈战斗，我们在向西南推进，与土阿普谢方向的战友们相距不到十三英里了。但是山地战造成的伤亡很大，实际上已无预备队可用了。对哥特小径的突击只得放弃，最终的胜利与我们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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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夺哥特车站展开了一场旗鼓相当的战斗。
    一列苏联装甲列车对着我们单薄的攻击线狂轰滥炸。该列车还诡计多端。它就像是一条龙，喷出火舌，然后缩回巢穴。这条龙的老巢就位于土阿普谢附近的隧道中。如果我们飞临，它就会像闪电一样快地缩回到隧道的保护中，我们只来得及瞥见其尾巴。我们曾经几乎乘其不备，我们悄悄接近了它，但在最后关头，它肯定是接到了报警。它被击中了，但伤势不重；几天后，它就被修好了，又露面了。这一次，这只钢铁怪兽特别谨慎了；我们再也没看到过它。于是我们做出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接近它，我们就要把它的护卫天使变成它的克星！我们用一颗特制炸弹封住了隧道出口，这样就阻止了装甲列车的移动，也给了我们地面战友们急需的短暂喘息之机。“给与和接受包含着生活中的全部哲理，”我的后座机枪手笑着说。
我们也攻击了土阿普谢港，像所有的港口一样，它也被强大的高炮火力防护着。被群山环抱的港口和城市仍然在苏联人手中。如果我们以9000英尺高度飞行，轻型高炮就会在我们还离目标很远时击中我们。高炮被部署在我们航程最后几英里的山上。为避开高炮火力，我们的飞行高度只有2500英尺，因为山脊垂直地从海中直升到4500-5000英尺。我们的攻击指向码头、港口设施、泊在港里的船只，主要是油轮。所有能动起来的目标都在兜圈子，企图躲避我们的炸弹。假如他们不这么做，我的下属现在早就成长为合格的飞行员了。港口上空的防空火力不及喀琅施塔德上空的猛烈；不过其猛烈程度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不可能直接跃过群山飞返，因为山太高了。我们通常向港口俯冲至很低高度，然后以最大速度向大海方向闪避，这样能较快地脱离防空火力。但是在海上，苏联飞机正等着我们呢。为了飞回去，我们被迫爬升到9000英尺，这样能高于山上的高炮至少3000英尺，在空战中是很容易失掉高度的。
    我们偶尔也参与对格兰德谢克地区的机场和与其同名的海湾里的海军目标的攻击，在那里遇到的情形与这边一样。苏联人不久就找到了我们在别洛瑞申斯卡娅的机场位置，他们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他们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害很小，但却给予驻扎在机场的兄弟联队沉重打击。他们的中队长奥泽夫在一次空袭中阵亡。我恰好正在同一时间降落和滑行，炸弹就在飞机左右掉下来，我的飞机被许多碎片击中，不能用了，但我本人毫发未伤。
    普福格贝尔将军是本地区空军司令。我们出击前，他经常亲临现场。他告诉我们，我们将转场到更东边的机场，靠近特雷克。那里正进行着另一场进攻，我们要去提供支援。进攻方向是格罗兹尼——里海。此时，进攻仍在继续，我们的坦克前锋就要抵达奥克舒克德尼茨（Okshokodnice）了。飞越乔尔吉夫斯基•皮亚替哥尔斯克和米纳拉尔琳娅•伍迪上空时，我们可以向下俯视雄伟壮丽的厄尔布鲁士山脉。这样我们飞抵位于苏达尔特斯卡娅的新基地。我们中途在米纳拉尔琳娅•伍迪降落休息。这里鼠患成灾。在草垫子里、橱柜里和墙缝里，在每个储藏室和角落里都有它们的声音——它们到处都是。它们从我们的背包中跳出来，它们见什么吃什么。根本无法睡觉，能听到它们在枕头里作响。我把所有东西都打开，想把它们吓出来。安静了几分钟后，噪声立即又恢复得和原来一样了。在苏达尔特斯卡娅，我们没遇到鼠患，也许是伊万的炸弹不断落下把它们吓走了吧。我们没有高炮。我们未能像早先计划的那样，支援坦克前锋东进，我们的任务在南边。几天后，纳尔特斯契克被德军和罗马尼亚军占领了。我们飞抵南部目标区时，景色壮丽。我们前面是高达15000英尺的连绵雪山，在阳光下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我们脚下是绿色的草原，上面点缀着红、黄、蓝色，这些颜色是植物和花朵。我们头顶是碧蓝的天空。抵达目标区后，我常常忘了我带着炸弹和我的目标。万物都显得那么祥和美丽。以厄尔布鲁士峰为中心的群山世界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魔力；随便找它的一个山谷就能轻松装下几个阿尔卑斯山。
拿下纳尔特斯契克后，我们对东面的特雷克防线进行了数次打击，该防线位于莫斯多克城外。接着，在土阿普谢战区，我军出乎预料地后退到了别洛瑞申斯卡娅，在该战区为争夺关键地域还在进行着激战。这种状况持续到了11月。我完成了我的650次出击，几个星期以来，我感觉身体不适。黄疸病！我怀疑得了这种病已有段时间了，我希望能自愈，不能因为这病而无法作战。我的眼白都变黄了，皮肤也是黄的。我总是对问起我的人说没事，特别是对普福格贝尔将军更是这么说，将军一直试图命令我卧床休息。有些不怀好意的人说我生奶油吃多了。这种说法也许有些道理。将军曾为庆贺我的600次出击送来了一箱子香槟，我告诉他我的装备肯定会喜欢他的礼物，然后解释说我自己由于自身的弱点，喜好另一些东西，将军听后愕然。数天后，我收到了几块大蛋糕和两桶装得满满的生奶油，由于此地有很多奶牛，搞到这些并不困难。我们有两天什么都不吃，就吃这些甜品；次日，几乎无人能飞行了。我现在黄得像个榅桲树，一架梅塞施密特108带着将军的命令飞来，要把我带到罗斯托夫的医院，必要时可以强行把我带走。我成功说服飞行员让我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卡波娃停一下，以向联队长汇报。我们沿一条靠北的航线经伊利斯特拉飞抵那里。在联队部，我从天堂跌入地狱，我移交了我的小队。虽然无济于事，但联队长还是许诺，我回来后接掌第1小队，我就是在第1小队加入对俄作战的。
“但你要先去住医院。”
就这样，在11月中旬，我被关进了罗斯托夫的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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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斯大林格勒
躺在医院使我心神不宁。我躺在这里已几乎一个星期了，由于严格的饮食限制和卧床规定，我浑身无力。除此而外，我的身体状况没什么好转。我也不指望我的战友们来探望，距离太远了。
    虽然我们靠近大海，但天气已经变冷了；我能从透过窗户的微风中感觉到变化，这些窗户上的玻璃还没木条多呢。
    负责治疗我的医生很优秀，但他对我失去了耐心，一天他来到我的病房，通知我：
“后天有列医疗专列回德国，我安排你搭车回国。”
    “我不答应。”
    “可你必须回国治疗。你还想怎样？”
    他的职业愤怒感被点燃了。
    “我不能因为这么点小病就下战场。这医院是不错，可我在床上待够了。”
    为了让他认识到我的决心，我补充道：
    “我现在就要飞回部队。”
    现在医生真急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最后他甩出了狠话：
    “我不担责任——你明白，我没有任何责任。”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掷地有声地说道：
    “而且，我还要在你的出院证明上亲笔写上这点。”
    我收拾好行装，从医院办公室拿到出院证明，赶赴机场。我运气不错，机场上有个经常检修我们中队飞机的机师在干活。恰好有架飞机刚修好，正要飞回在卡尔波沃的联队，那里距斯大林格勒10英里。我的状态可不好，我跌跌撞撞地走着，像是在梦中行走。我认为这不是由于我病了，而是因为突然接触到了新鲜空气。
整整两个小时后我到达了卡尔波沃的机场，途中我们飞过了塔辛斯卡娅——苏尔维基诺和顿河上的卡拉奇。跑道上摆满了飞机，大多是我们联队和另一友邻中队的斯图卡。机场没有任何伪装，就那么摆在旷野中。机场本身向一边稍稍倾斜。
    落地后，我就去找布告板。在部队驻扎区域设置详尽指示标记一直是我们的特殊习惯之一。即使是没有什么迹象可显示出我们的存在，布告板却肯定会在那里。于是，我很快找到了联队勤务室。它恰好位于机场中央的一个地洞里，用军事术语讲，应该叫掩体。联队长和我的朋友克劳斯一起飞短途出击了，我等了段时间才得以向他报到。他一回来，我就向他报到；看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他大吃一惊：
    “瞧你这模样！你的眼睛、你的一切都黄得像榅桲树。”
     没必要撒谎了，我厚着脸皮回答，
    “我回来是因为医院认为我健康，所以打发我出院了。”
这么回答见效了。联队长看了看军医官，摇了摇头说：
    “如果他这也叫健康，我就比所有医生都更了解黄疸病了。那么你的出院证明在哪儿呢？”
    这可把我问住了。在罗斯托夫机场我急需证明文件，我已经把我的医生开的那个委婉的证明用于更需要的地方了。我急速想了一下，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我想出院证明会被信使送来的。”
十天前我得到的承诺兑现了，我接掌了我原先的小队。
我们的作战飞行任务不多；战友们只飞到过阿斯特拉罕附近的伏尔加河港口一次。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斯大林格勒城内提供支援。苏联人把该城当作要塞一样加以守卫。中队长向我介绍了近期形势。地勤人员没什么变化，负责武器的高兹和资深机师皮萨雷克都在。由于伤亡，空勤人员变化很大，我训练出的飞行员都在预备队就位了。住宿营房、办公室等都转入了地下。很快我又找回了感觉，感到回家了。次日，我们突击了斯大林格勒，德军已经占领了几乎三分之二的市区。的确，苏联人只保持着三分之一的市区，但他们以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坚守着这部分地盘。斯大林格勒就是斯大林的城市，而斯大林就是这些年轻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土库曼人和其他蒙古人的上帝。他们像阴森的死神一样困守在每一片废墟中，潜伏在残垣断壁之间。为了他们的斯大林，他们成了一支浴火的战争兽军。只要野兽们稍一踌躇，政委们那早已瞄准他们的左轮枪就会将他们撂倒在他们捍卫的土地上。这些共产主义世界的亚洲学生以及立于其背后的政委们，注定了要迫使德国和全世界一起，放弃那种认为共产主义与其他政治信仰别无二致的宽慰想法。他们先是对我们，然后又向所有国家，宣示了他们是新福音的信徒。斯大林格勒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伯利恒，但这个伯利恒代表了战争和仇恨，毁灭和杀戮。（这一段，显示了鲁德尔这个没接受过高深教育的军人的简单思想，完全重复了纳粹的宣传，颠倒了事物的黑白。为保持本书全貌，照译出来，望大家理性阅读。——译者）
    我们在空中一波又一波地突击这个红色堡垒时，占据我们思想的就是以上的观念。留在苏联人手里的城区紧靠伏尔加河西岸，每晚红色近卫军会把俄国人急需的物资拖过伏尔加河。为争夺每一片住宅区、每一个地下室、每一堵工厂里的墙壁都要爆发激烈战斗。我们必须极为精确地投放炸弹，因为我们的士兵就在几码以外墙壁废墟后的地下室里。
    在我们用照片拼成的地图上，每幢房屋都可辨识。给与每个飞行员的目标都用红箭头标出。我们飞入目标上空，地图在手，确定目标和我军精确位置之前不准投弹。飞到离前线很远的城市西半部上空时，你会惊讶于笼罩在那里的静谧气氛和正常的交通情况。包括平民在内的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仿佛战争发生在远处。整个西区都在我们手里，只有临伏尔加河的小小东区遍布俄国的抵抗巢穴，可以看到我们对其进行的猛烈突击。通常俄国高炮在下午就沉寂下来，估计是用光了头天夜里渡河运来的弹药。在伏尔加河对岸，伊万们派出了一些歼击机来阻碍我们对斯大林格勒俄军阵地的攻击。他们很少飞到我们阵地上空，只要下面没有他们自己的部队，他们通常就掉头飞回去。我们的机场靠近城市，编队飞行时，我们不得不盘旋一次或两次以获得高度。这就给了苏方空防侦听人员足够时间对发出空防预警。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小队，一个小时也不愿；我们面临着很多危险，我们本能地能感觉出来。这次，我的身体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但是告病就意味着小队失去了我的指挥，对此的恐惧竟是我平添了力量。头两个星期里，我感觉就像在地狱里而不是在人间，以后我逐渐恢复了体力。这期间，我们出击了位于城北的北部战线，战线在那里连接到了顿河。我们攻击了别克托瓦附近的目标。这里的高炮火力特别猛烈，攻击很困难。据战俘说，这些高炮都是妇女操作的。当我们白天飞到这里时，我们的飞行员们说：“我们今天和高炮姑娘约会来了。”这可不含贬义，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她们打得有多准。
我们按照一定规律攻击北面跨越顿河的桥梁。最大的一座桥在克莱特斯卡娅村附近，顿河西岸的桥头堡有高炮警惕地守卫着。战俘们说，有个司令部设在此处。桥头堡每天都在扩大，苏联人在此倾注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我们摧毁了这些桥梁，延迟了敌人的增援，但是敌人很快就以浮桥代替了桥梁，跨越顿河的交通流量很快就恢复到了最大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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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顿河防线主要由罗马尼亚部队驻守。只有在斯大林格勒真正发生战斗的地区才屹立着德国第6集团军。
一天清晨，我们联队接到了紧急报告，我们全体起飞向克莱特斯卡娅桥头堡方向飞去。天气很糟：低云，下着小雪，气温在零下20度；我们取低空飞行。向我们奔来的部队是什么人？我们才到中途呀。大群穿着棕色军服的人——是俄国人吗？不。是罗马尼亚人。有些人为了跑得更快些已经扔掉了步枪：令人震惊的场面，我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们成一路纵队向北飞去，现在到达了我们盟国的炮兵阵地。火炮还未加以破坏就被抛弃了，弹药就放在一旁。我们越过他们又前进了一段距离就看到了苏军前锋。
敌军发现在他们面前的罗马尼亚阵地空无一人。我们用炸弹和机枪攻击了敌人，但是在地面上毫无抵抗的情形下，这又有多大用处？
    我们被愤怒情绪所左右，心里有种恐怖的预兆：这样的灾难怎么才能挽回呢？我毫不留情地把炸弹扔到敌群里，把机枪火力泼洒到这一波波无边的黄绿色的进攻部队中，这些波涛来自亚洲和蒙古腹地，向我们奔涌而来。我打光了子弹，连对付袭击的自卫弹药也没留下。迅速回去加油，补充弹药。面对成群的敌人，我们的攻击就像是落到水桶里的一滴水，但我现在不愿想到这些。
    回来时，我们又看到了逃窜的罗马尼亚人；我已用完了所有弹药，没能阻止这种怯懦的溃散，对他们来说，这可是好事。
    他们丢弃了一切，包括他们那易守的阵地、他们的重炮、他们的弹药。
    他们的胆怯行径导致了整个战线的崩溃。
    未遇抵抗，苏联人席卷向卡拉奇。占领卡拉奇后，现在他们对我们占领下的半个斯大林格勒构成了半合围。
    我们的第6集团军坚守在城内。在一阵冰雹般炮兵集中射击掩护下，红军突击的浪涛不停地冲击着他们。第6集团军“因失血而变苍白”，它处于敌人压倒性的优势下，但是它仍战斗不息。
斯大林格勒防线北起于一个遍布湖泊的高原，南接大草原。像大海一样宽广的数百公里平原上，没有像岛屿那样的高地障碍，直到较大的城镇伊利斯特拉。防线经由伊利斯特拉折向东去。
    以该城为基地的一个德国摩托化步兵师控制着大草原的广大荒凉地域。我们的盟军防守着该师与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之间的缺口。红军猜测出了我们的薄弱之处正是此地，特别是在北部的湖区，于是苏联人从此地突破，冲向西面，他们力图抵达顿河！又过了几天，俄国人到了顿河。接着，俄国人以一次强力突击在我们面向西北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卡拉奇。这样就宣告了第6集团军的末日。两支进攻的俄军在卡拉奇会师，斯大林格勒的合围圈闭合了。一切事情都以令人不安速度在发展着，我们的许多预备队都被俄军击败并被围在了俄军的钳形攻势中。在这期间，相继涌现出了许多无名英雄创造的事迹，每个德军部队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掷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前是不会投降的，他们都坚持战斗到了最后时刻。
    现在我们在包围圈上空到处飞行，哪里局势危急就赶到哪里。苏军对第6集团军的压力与日俱增，但德军岿然不动。无论何处被突破，那里的突破口都会被封上，敌人会被反冲击打回去。我们的战友们为阻挡敌人的浪涛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们坚守着阵地，知道不能退却，因为胆怯和背叛只会有利于红军。我们的机场现在频繁地成为苏联空军的目标，遭受着来自高空和低空的轰炸。与陆军遭受的巨大损失相比，我们的损失很小。但是，我们的油弹告缺，看来把所有中队都留在包围圈内是不谨慎的。于是，所有飞机和物资分两三批飞出了包围圈，今后这个机场就无法提供空中支援了。扬克劳森少尉率一个特别小队留在包围圈中，只要还能起飞就为四面楚歌的第6集团军提供持续的支援。其余空勤人员都撤到了奥伯利夫斯卡娅，位于斯大林格勒以西100英里处。
    颇为强大的德军部队赶到萨尔斯克地域，与两个刚抵达的装甲师一起从此地发动了攻势。这些师一直没投入战斗，我们得知他们是经过休整补充的精锐部队。攻击沿着西南向东北的方向进行，最终目的是要恢复与斯大林格勒的交通，解救第6集团军。我们从早到晚为攻势提供支援。进展很快，不久战友们占领了上甘纳罗沃，离包围圈南部仅19英里了。经过激战，他们前进了差不多40英里。
    尽管遇到顽强抵抗，我们仍在挺进。如果现在第6集团军能从内部对包围圈南翼施加压力，那战斗就会更激烈，行动也就更简单了。但是，即便是第6集团军接到了这样的命令，他们也难以行动。第6集团军早已疲惫不堪，只是因为他们具有钢铁般意志才得以坚持下来。被围部队由于缺乏最低限度的补给而更加虚弱了。他们现在没有食物、弹药和汽油。气温在零下20到30度，难以忍受。他们能否突破包围取决于能否将最低数量的补给空运进包围圈。但是天公不作美，持续的坏天气阻碍了我们空运进足够的补给。以往在俄国的战斗中，这类空运总是很成功，包围总是可以解除。但这次，只有部分必需的补给到达了终点。不久，降落都困难了，我们被迫采用抛出货物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我们又损失了一部分物资。不过，我们仍在暴风雪中坚持空运，在此种恶劣条件下，一些珍贵的物资落入了苏联人手中。
    有消息说又发生了新的灾难，在南部我们盟军防守的战线上，苏军打开了一个大口子。如果不能阻止这次突破，整个南方战线将会大难降临。我们没有预备队了，只能动用原来用于从南方解救斯大林格勒的突击群。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被抽调出来，派到了新的危机地区。我们整天飞在德军攻击前锋上方，很清楚抵抗的力量有多强，我们同时相信，这些德国师定能抵达包围圈解救被围部队。
    由于现在不得不分兵，一切都完了。已经太迟了，无法救出第6集团军了，它的悲惨命运就这么注定了。不让兵力集中的强大突击群继续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决定绝对是悲惨的打击；单凭这支部队剩下的残兵不可能解救斯大林格勒。
在两个决定性的地点，我们的盟军都被苏军压倒。德国士兵没犯什么过错，可第6集团军却断送了。赔掉的还有斯大林格勒城。随着斯大林格勒的丧失，消灭掉红军精锐的可能性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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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撤退
    扬克劳森带着剩下的油弹飞回了联队。他在困难情况下表现出色，但他来到奥伯利夫斯卡娅后发现这里并不平静。一天早上，在机场远处响起了步枪射击声。其后我们发现，另一部队的地勤人员与苏联正规军交上了火。气象值班员发射了一连串红色信号弹报警。我和全中队立即起飞，在机场附近我看到了马匹，下了马的骑兵们就站在马旁，都是伊万。在北面，还有数不清的马匹、人员和物资。我爬高，心里很清楚我们的防御现状，想要对总的形势来个预判。很快我就发现：来者是一个俄军骑兵师，如入无人之境。在我们北面，没有连绵的防线，所以苏联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个新形成的缺口溜了进来。其主力还在机场两三英里以外，其前锋已抵机场周边。这附近没有我地面部队，情况危急。我们首先趁其炮兵尚未建立阵地时用炸弹摧毁了它，接着对骑兵展开攻击。一支没有马的骑兵部队丧失了其机动性，也就丧失了战斗力，我们只好射倒了他们所有的马。
    我们不停地起飞降落；所有人都狂热地忙碌着。如果我们不能在日暮前把他们统统干掉，那么夜间我们的机场将处于危险之中。
    下午，我们发现了几辆苏联坦克。它们正全速向机场碾来。我们必须干掉它们，不然我们输定了。我们带弹飞入，坦克躲闪着。迫在眉睫的自卫需要催生了我们不曾有过的精确性。攻击后，我们爬升，取最短的路线飞回机场，我们对自己的战果和防御方式深感满意。突然我看到在我正前方……就在机场边上……出现了绝不可能的一幕。最后一辆苏联坦克已逃脱了我们的轰炸，正专注于完成它的任务。单凭自身火力，它足可以把整个机场变成火海。于是，我再次俯冲，精确地瞄准后，用一颗炸弹把它结果在距跑道几码远的地方。
    到了晚上，我总共出击了十七次，我们可以端详一下战场了。战场上静悄悄的，所有目标都被干掉了。我们今晚能睡个好觉了。当我们在空中进行扫尾出击时，机场的高炮部队也离开了阵地，在机场外围组成了一道防护屏，为的是防止入夜后有个把活着的伊万昏了头，跑错了方向。我个人认为这没必要。少数逃走了的敌人更愿意跑回去，向后方的司令部报告：他们以前的骑兵部队回不去了，一笔勾销了。
    圣诞来临前，我们向西移动些许，驻在莫罗索夫斯卡娅。这里的情况与以前相似，伊万就潜伏在距乌罗宾机场几英里远的地方。每次起飞都受到天气阻碍。我们可不希望在无法从空中还手的情况下又在夜间遭到伊万袭击，12月24日，我们向东南移动，撤到另一个机场。但是持续的坏天气使我们在飞行途中被迫折回，只好在莫罗索夫斯卡娅尽可能地欢度圣诞。在圣诞夜，我们都明白，哨兵随时会报警的。如果有警报，我们就要起身守卫机场和飞机。大家都忐忑不安，只是各自表现程度不同而已。虽然我们唱着圣歌，但节日气氛却一扫而光。皮萨雷克在八点过后来了个节日动作，他抓住扬克劳森，像熊一样抱着他满屋旋转起来。不喝酒的女士和熊一起跳华尔兹的场面使气氛活跃起来，大家都笑起来，沉闷的气氛被驱散了，阴郁的坚冰被敲碎了。无论如何，我们都感到了袍泽之情。
    次日我们得知，就在圣诞夜里，苏联人占领了30英里以西的塔辛斯卡娅机场，我们联队的运输中队就驻在那里。苏联人的行为令人发指；我们一些战友的遗体被彻底毁了，眼睛被挖出，耳朵和鼻子被割掉。
    现在我们尝到了斯大林格勒溃败的苦头。圣诞节那一周，我们在和塔辛斯卡娅以北和我们机场周围的地军作战。逐渐地，空军作战部队被从后方调了上来，新锐编队也从预备队中集结完毕。一个掩护我们机场的单薄防御屏障建立起来。乐观者称其为防线；但是在久经战阵的师团可以再次投入战线之前，这里不存在真正有战斗力的力量。虽然目前这种局势不是这些师团造成的，但只有指望他们才能恢复局势。在他们到来之前，局势仍是严峻的，需要采取许多临时措施救急。鉴于这种新的局势，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支援沿着奇尔河部署的奇尔战线了，这条战线位于尼什奇斯卡娅和苏尔维奇诺地区，此前我们一直为其提供支援。
    奇尔河战线是新建立的东西走向防线，防御的是敌人从北面发起的进攻。它前面的地形非常平坦，没有障碍物，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大草原。唯一可以用做隐蔽的地方被称为“巴尔卡斯”，就是地表的裂缝，其底部与周围地表高差达30英尺。它们还较宽，车辆可以停放在里面，而且不仅可以首尾相接地停放，还可以肩并肩地停放。从罗斯托夫到斯大林格勒，这样的平原延伸数百英里。如果没有看到敌人在行军，那么总能发现他们隐蔽在这样的地形里。
    在晴朗寒冷的天气里，早晨常会起大雾，但经常是我们升空后雾气才聚集起来。一次在奇尔河前线飞行时，我们正要返航，突遇大雾。我立即带领编队降落在一片旷野里。四周看不到我方部队，亨舍尔和几个机枪手出去侦查。他们三个小时后才回来，在离我们几百码远时，他们只有靠高声叫喊才能找到我们。我把手放在眼前，竟几乎看不到它。直到中午雾才消散了些许，很晚后我们才得以顺利降落到机场。
    一月份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的指挥部在塔辛斯卡娅短暂驻扎后又迁至斯卡契蒂。这里的战斗主要针对着威胁顿涅茨地区的敌人。我中队使用位于沃洛斯奇洛夫格勒的机场向北出击。此地距顿涅茨不远；敌人越过顿涅茨河的尝试从这里可以轻易遏制。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我们不停地出击，历经激战，这使我们能投入作战的飞机数量大大减少了。全中队此刻的飞机尚不足以组成一个较强的小队。单独出击鲜有收获，我们都是编队出击，领队的职责通常落在我肩上。整个顿涅茨地区布满了工业设施，主要是矿业设施。一旦苏联人占领了这些厂矿，那么将很难把他们赶出去；在此他们可以找到掩护和伪装。在烟囱和井架中采用低空攻击战果有限，飞行员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躲避周边障碍物上，因而无法集中精力于目标上。
    一天，尼曼中尉和库夫纳中尉一起庆贺了他们的生日。我们在卡缅斯克以北搜寻敌人，特别是寻找敌人的坦克，这样各个飞机就散开了。尼曼是库夫曼驾驶的飞机的乘员，库夫纳飞机的尾部跟着一架拉格5。我对他们发出了警告，尼曼问“在哪儿？”他看不到敌机，因为那架拉格是从后面悄悄摸上来的，现在敌机抵近射击了。我立即掉头赶过去，心里对于能否及时到他们哪儿也没底。我恰好赶到那里，把他们后面的敌机打掉了，这时他们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此后，尼曼再也不说他从来不漏掉一架敌机了。
    这样的“生日庆贺”很逗乐，还有很多类似逗乐的事。我们有个军医官，飞行员们说他受不了“射击的噪音”。一天拂晓，扬克劳森打电话把医生叫了起来。扬克劳森假装成是空军医务团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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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立即准备飞入包围圈。”
“您能重复一遍吗？”
    “你立即准备飞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你去那儿替换一位同事。”
    “我没搞明白。”
     医生就住在楼下，我们奇怪他为什么听不到扬克劳森在楼上发出的大嗓门，他肯定是过于兴奋了。
    “您知道，我心脏不好。”
    “这不在话下。你立即起飞去包围圈。”
    “但您知道，我最近有个手术。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是否更好些？”
    “你不是真这么想的吧！我想象不出你要临阵脱逃。如果我们指望不上你，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都笑得岔气了。次日，医生烦躁不安地四处走动，但是他对每个愿意听他讲的人吹嘘说他将要去执行一项特别危险的任务。几天后，他才恍然大悟这是个玩笑，然后就被调走了。这对我们双方都是好事。
    在此期间，我们短暂地使用了一阵罗温斯基的机场，然后转场至离斯大林诺不远的格尔洛夫卡，那是顿涅茨工业区的中心。暴风雪阻碍了我们的飞行活动：要让全中队都升空成了件耗时的工作。
    施沃布拉特少尉被任命为我的替补军官，他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就单独和我飞往阿特莫夫斯克。我飞在前面，与他拉开了一段距离，显然他在雪中滑行时遇到了点困难。他升空后没有取捷径与我汇合，反而沿着我的轨迹飞，没有与我靠拢。几架拉格飞过来拿他取乐，把他当靶子练习射击。他没被打下来简直是奇迹，他笔直地飞着，没有采取任何防御动作；显然他认为这是正确的方法。我不得不掉头回来，跟在他后面，俄国歼击机躲开了。降落后，他发现机身和机尾遍布弹洞，他对我说：
    “高炮密集火力打中了我；肯定是高炮干的，因为我没看到有敌机。”
    我带着一丝讥讽说：
    “我必须热烈祝贺你，因为你的后座机枪手表现出色，他好像下决心什么也不想看到——即使拉格拿他当靶子练习他也没看到。
    但是，施沃布拉特日后证明了他是联队里最优异的飞行员，是具备顽强精神的典范。大家公认他是我的影子，战斗中他与我密不可分。此外，他带着和我一样的热情加入了我的所有体育活动，他也从不喝酒抽烟。不久，他就证明了他的飞行技巧。他总是担任我的僚机，我们俩经常独自出击。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俄国人正准备沿康斯坦丁诺夫斯卡到克拉玛托尔斯卡娅的道路向西突击，突击指向我们北面的斯拉维扬斯克。在一系列的攻击中，我的出击次数达到了1000次。我的战友们送给我一把幸运烟囱扫帚和一头猪表示祝贺。尽管我本人强烈反对，我的第1001次出击完成后，我要离开前线达数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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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斯图卡对抗坦克
    我先要回家度假；但是我决定开始度假前先飞到柏林，去看看上级到底怎么安排我。有一项特殊任务在等着我，因此我要去航空部报道。这么安排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的出击总次数高。如果这就是把我召来的原因，我将不会再让他们计算我的出击次数了。在柏林，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立即重掌指挥；我的联队可能搞错了。”
    但是在部局这一级机构里，原则上是不会出错的。打过许多通电话后，我被告知继续休假，假期结束后前往雷希林，那里正在进行在飞机上安装反坦克武器的试验。负责此项目的指挥官是斯提佩上尉，是我的老熟人。全部实验设施将迁到布良斯克去验证其效用。这项任务听着还不错，但仍然不是作战指挥任务。我接到祝贺，告知我已提升为空军上尉。
接下来的两周我都在圣安东滑雪。那里正举办一场盛大的锦标赛。由于我是个活跃的参赛者和军阶较高的军官，所以当上了空军队的队长。有些高手参赛：延尼温、普费弗尔、加贝尔和舒勒，他们也代表空军参赛。这是个令人愉悦的假期，两周下来，我又充满了活力。
    我不愿先去雷希林，我宁愿直接去布良斯克。反坦克试验部队已组建完毕，已经进行了初步试验。我们在容88驾驶舱下安装了75毫米加农炮，在我常飞的那种容87斯图卡型号双翼下各加装了一门37毫米加农炮。这些炮使用一种特殊的带沃尔夫拉姆弹芯的炮弹，理论上可以穿透各种装甲。这种炮弹在穿透防护装甲后才爆炸。容87本来速度就慢，现在受到装载的加农炮的负面影响变得更慢了。它的操纵性能大大降低而着陆速度却大大增加了。但是现在要优先考虑火力而不是飞机性能。
    在容88上加装大口径加农炮的试验不久就放弃了，因为遇到的困难使其成功的希望渺茫。同时，加装火炮的容87作战编队也遭到了失败。我们试验的大多数装备都是成问题的；能让我动心的是使射击精度保持在20-30厘米范围的可能性。我的结论是：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精确性，就可以较容易地击中坦克的薄弱部分，当然要靠得足够近才行。通过使用逼真的模型，我们学会了准确无误地辨认出各种俄国坦克的型号，了解了这些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引擎、油箱和弹仓。仅仅击中一辆坦克是摧毁不了它的，必须用燃烧弹或者高爆弹击中其特殊部位（如油箱或弹仓）。就这样过了两个星期，然后航空部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立即转场至克里米亚。苏联人对那里施加了很大压力，我们肯定能有用武之地以检验我们的理论。在配备着高炮阵地的静态防线地区，采用低飞进入并在距目标几码远的地方开火这种方法行不通；我们确知，这样干的结果是损失大于战果。我们只能在战线移动的区域，使用我们的试验武器，因为敌军的高炮也在移动中。斯提佩上尉留在布良斯克，以后再来与我们会合。我带着所有能飞的飞机经科诺托普和尼古拉耶夫抵达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在刻赤我碰到了我的联队，又见到了熟悉的面孔而眼下又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分子，这让我心如刀绞。他们正在轰炸激战中的克里木斯卡娅桥头堡。战友们告诉我，苏联坦克取得了突破，正在原先的主防线外不到一英里处推进。这就意味着，我们攻击他们时，他们还处在他们防线内配置的强大高炮火力的掩护下。
    此战区的防空火力集中于一个非常狭窄的空域。距里海不远处坐落着苏联的石油中心，在那些油田附近的战斗已告结束，苏联人把部属在那个遥远地区的高炮悉数集中到了这里。这些高炮途经莫斯多克——皮亚特哥尔斯克——阿马维尔——克拉斯诺达尔运来。我们抵达此地后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最初的试验，地点在克里木斯卡娅以南。敌人取得突破的坦克位于他们的主防线前800码。我们急切地想搞清能做些什么。做不了什么，我尚飞行在我方防线上空就被高炮直接命中了。其他飞机也好不到哪里去。更糟的是，敌歼击机也到场了，是老式的喷火式，这是我首次在俄国战场碰到这种飞机。我们的一个年青少尉被击落在一个果园里，当晚他带着水果回来了，伴随他的还有腹泻。
    这样的开端和微弱的战果使我们的未来看来不妙。无论何处，只要我们一露面，我们就成了大家的同情对象。我们的同情者们都认为我们活不了多久了。高炮火力越猛，我的战术就越发展。显然，我们必须携带炸弹对付敌人防御，可我们不能既携炮又挂弹，那样飞机负重太大。而且，带加农炮的容87不能俯冲，因为机翼负载太大。可行的答案就是用常规斯图卡护航。
    苏联人的新攻势为我们提供了试验这种新战术的机会。在泰姆鲁克西北，苏联人对库班防线发起了进攻。他们摆渡了两个师的部分部队越过泻湖，希望借此机动导致库班防线的崩溃。在泰姆鲁克西北，我们只有一些孤立的支撑点和一条极薄弱的防线扼守着泻湖和沼泽地。自然，我军力量有限，根本无法对抗苏联人的新攻势。
我们的侦察证实了强大的船队集结在杰斯克港和阿卡特瑞附近。我们的斯图卡攻击了这些船只。但是目标太小，船只太多，仅靠这样攻击改变不了俄国人的企图。现在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地蜂拥过泻湖。他们要穿越的总长度约在30英里左右。这些泻湖由小河道连接着，俄国人越来越接近了泰姆鲁克，绕过了库班防线，深入到了我们的大后方。他们间歇性地停下来稍作喘息，休息时借高大芦苇为掩护，也在湖中小岛上歇脚。他们以这种方式隐蔽时，要发现他们和确定其位置是很难的。但是，一旦他们要继续前进，他们又不得不穿越开阔的水面。我们从早到晚都在空中，在水面上和芦苇中搜寻船只。伊万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筏子，很少看到带引擎推进的船只。除了步枪，他还带着手榴弹和机枪。小船上有五到七人，大一些的筏子上有多达二十人。对付他们用不着我们的反坦克弹，不需要用高能弹。另一方面，必须要有一种有效对付树木的炸弹，这样藏于其下的船只会被迅速摧毁。用常规高炮炮弹加上特殊引信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武器。任何穿越水面的物体都被干掉了。伊万的船只、人员损失想必很大，我本人几天时间里就单独摧毁了七十只船。
    逐渐地，敌人的对抗力量加强了，但这阻挡不住我们。
    空军中尉拉夫纳是友邻反坦克中队的一名优秀后坐机枪手，他们使用亨舍尔129s型飞机，他被击落后，像鲁滨逊•克鲁索一样落到了泻湖中央的一个小岛上。何很幸运，他被德军的一连突击队搭救出来。不久，苏联人意识到必须打消他们的企图了，损失这么巨大，胜利是无望了。
    现在快到5月10号了，我得知元首已加授我橡叶了；我要立即赶赴柏林参加授勋仪式。次日晨，我没有像往常那样，驾着我那装了加农炮的飞机低飞至刻赤海峡搜寻船只，我坐在一架梅109里飞往柏林。在路上，我想出了一计以使我能重返我的联队。在总理府，我从元首的空军副官冯•贝罗中校那里得知，有十二位士兵与我一起授勋，他们来自各军种，军阶各不相同。我告诉冯•贝罗中校，我打算向元首解释我厌倦了待在试验部队，希望被批准重掌我原来在殷迈曼联队的作战中队。只有接受了我的条件，我才肯接受授勋。他敦促我不要这么做，承诺他会搞定一切的。我已经向空军司令部提出了备忘，这一点我没对他说。
    在我们向元首报到前，冯•贝罗带来了好消息，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事情。我可以回我的老中队，条件是我要继续研究试验飞机的有用之处。我高兴地答应了，现在我终于可以愉快地接受橡叶了。
元首把勋章别在我们胸前。他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及军事形势，过去、目前和未来的计划。他谈到了在俄国的第一个冬天和斯大林格勒。我们这些在场的人当时都在前线，我们对他对细节的准确把握感到吃惊。他没有批评前线的德国士兵，他的观点与我们这些经历过这一切的军人完全相同。他胸有成竹，充满自信。他一再强调我们必须赢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否则全世界将在劫难逃。目前西方列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拒不承认他们的政策将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必须靠我们来粉碎。他展现出的冷静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容光焕发地奔赴自己岗位。两天后，我回到了驻在刻赤的老联队，重掌我的老中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