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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与锚——近代日本的变革与日本海军的兴起




黑船到来

1853年7月8日,大清咸丰三年、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三日 ,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4艘战舰,驶入德川幕府咽喉要地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 ,下碇停泊,船上的大炮不怀好意地瞄准了岸上的炮台。这些军舰是奉美国总统菲尔莫尔之命前往远东,与日本、琉球等国商谈开国问题的大舰队的一部分。由于其船体为黑色,又像怪兽一样不断喷出漆黑的浓烟,发出轰鸣,所以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作“黑船”。



尽管当年佩里率领舰队粗暴地踢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是后来日本人却将其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伊藤博文在其登陆处书有“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其登陆地点神奈川县久里滨每年都有纪念佩里来日的“黑船祭”。

19世纪中叶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是中古世纪政治的活化石——其祖先可以追溯到天地创造者和太阳女神的天皇家族居住在博物馆一样的京都皇宫中,虽然神圣却无权力。而另一种政治化石,将军(Shogun),则住在豪华得多的江户城堡中,实质统治着国家。

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觉得日本的与世隔绝太令人气愤,同时这里又有尚未挖掘的商业潜力,也许日本的封建制社会还能延续到20世纪,成为人种学和社会学的标本。但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对马可波罗传记中盛产黄金的日本好奇已久,对这些古怪而陌生的岛屿又非常生气:它们横挡在新开辟的美洲—中国航线上,拒绝向欧美的商船提供补给,也不让他们的水兵在那里躲避台风。对于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新兴国家来说,这真是滔天的罪行。


当任何常规性的开国提案都没有得到幕府响应的时候,美国开始派出武装舰队。早在1846年,便有贝特尔准将(James Biddle)率领三艘军舰来日商谈开国问题,但被幕府回绝。这一次美国人显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实,在佩里来日一年之前,长崎荷兰商馆馆长库修斯便已将美国舰队即将到来的传闻告知幕府,劝其马上缔结日荷通商条约作为对策,但幕府对此事一直半信半疑,认为“反正上托祖宗神灵的威福保佑,区区洋人到时又能怎样?”于是上下垂手坐待,毫无对策。佩里到来的当天夜里,江户城一片混乱,武士们忙于备战,车声粼粼,战马萧萧,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相见,更多的人涌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祈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


当天午夜,江户城发出的信鸽将“黑船”到来的消息送往京都,孝明天皇天颜失色。从他七年前即位伊始,西洋各国叩关之声便一阵紧似一阵,如今外国军舰真的击碎了德川幕府的“两百年太平之梦”。孝明天皇对黑船一筹莫展,只得一面谕示幕府不要忘记负有保卫日本的责任,一面亲自前往神社,连续祈祷十七天,祈求神灵保佑,攘斥夷类,天下太平,皇祚长久。


在从未见过的蒸汽快船和大口径火炮威胁下,幕府被迫接下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港、保护美国遇难海员、提供煤水补给站三条内容的国书,但是对其细节则设法拖延到次年答复。佩里因为在琉球还有紧急任务,于是暂时答应了幕府的要求,但是在返航前,美舰突然开入江户湾深处,测量水道。当怒气冲冲的日本官员质问原因时,佩里暗含杀机地回答道,他明年春天还要率领一支更大的舰队回来,现在正在寻找一个更大的停泊地。他还警告幕府说,在明年春天之前作出答复还不晚,但是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它将不惜诉诸武力。7月17日,佩里舰队经琉球返回上海。

马修.佩里会见日本幕府官员





自1635年德川家康因天主教威胁而宣布锁国以外,日本的国门第一次对中国和荷兰之外的国家洞开。“黑船事件”是幕府受到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正在病中,接到美国国书后急火攻心,10天后便辞世;德川幕府群龙无首,幕府老中 阿部正弘不得不像各藩征求意见,这在将军独断专行的年代是史无前例的。江户幕府两百年来那深不可测的神秘、庄严和威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如同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到外面的新鲜空气,马上便分崩离析了。


1854年2月11日(嘉永七年一月十四日),佩里果真率领7艘军舰、200门大炮和1000多名战斗人员再次来到江户湾,听取日本的答复。幕府企图以德川家庆之死来搪塞拖延,但是这样的借口对于佩里来说显然是行不通的。在武力威逼之下,按照菲尔莫尔总统的国书内容,幕府在3月31日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西洋其他各国闻到日本开国的腥膻后接踵而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正式地(也是狼狈地)步中国之后尘而开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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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海军光与影


日本的开国时间虽然迟于中国十几年,但是之前有一段预警时间。日本人凭借“神风”逃脱蒙古铁蹄后,对“外国侵略”四字一向最为敏感,鸦片战争之役,在日本看来诚为东亚头等庞然大物的中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打翻在地,此时对日本刺激颇为深刻。上至幕府、下至民间,危机意识马上增强。早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的1842年(天保十三年),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松代藩武士佐久间象山向担任幕府老中的藩主真田幸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八策,后被幕府采纳。另一位著名思想家、贫穷武士出身的胜海舟则在江户开办兰学私塾,经人推荐,担任了幕府御用翻译,从此担当起了挽救德川幕府末路命运的重任。
除了为幕府效劳的人才之外,吉田松荫、桥本左内等立志改革国家、富国强兵的学者也在民间开办讲塾、著书立说,谴责幕府的腐败与无能,倡导富国强兵的目标。吉田松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和外国的条约即已签订,日方就不能背约。今后应当努力自强,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他说,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鲜;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明治维新时活跃在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高杉晋作、桂小五郎(木户孝允)、伊藤博文 、山县有朋 、井上罄等人,都曾经在吉田松荫开设的“松下村塾”就读,因此吉田松荫以邻为壑、鱼肉乡里的上述主张后来也成为明治政府的国策。

吉田松荫及其门下弟子

吉田松荫(1830-1859)著名思想家,“安政大狱”时期被幕府处决


桂小五郎(木户孝允)(1833-1877)倒幕运动领袖,明治维新元老

高衫晋作(1839-1867)奇兵队首领,倒幕运动骨干,病死

伊藤俊辅(伊藤博文)(1841-1909)倒幕藩士,后为明治政府元老。

西方人入侵日本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幕府本身。幕府对西方各国的要求表现出的无能与退让,极大减弱了他在日本人心中的威望。失望的下层激进武士决心推翻幕府。为了寻找一个既能帮他们发泄不满,又没有实权的傀儡领袖,他们想起了早已被人遗忘的京都朝廷,发现天皇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精神领袖。于是,“尊王攘夷”成了西南地区那些忿忿不平的大名及其武士家臣们最流行的口号。
对于江户城中的幕府将军来说,佩里舰队的到来也意味着以锁国、禁海等鸵鸟政策为海防手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佩里舰队到达江户湾、幕府向各藩征求对策的时候,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便建议解除当年德川家康“锁国令”中关于建造500石(100吨左右)大型舰船的禁令。此禁令于1853年9月撤消,允许各藩建造大舰。事实上,幕府时代的日本海运商“菱桓回船”和“樽回船”用于海运的货船早就超过了2000石(400吨),所以受此令限制的主要是军用舰船。“大船禁造令”废除后,日本方得以向建立近代海军迈出第一步。
解除大船禁令后,德川幕府在第一任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的指导下,进行军事、经济、外交的改革,其中最先施行的改革便是聘用外人为幕府训练海军人员。这与清朝洋务派在洋务运动初期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首要目标是相同的。
1854年,幕府在毗邻江户湾的筑地铁炮洲 设立了讲武所,向幕臣子弟讲授武艺和西洋炮术。该年八月,荷兰蒸汽明轮军舰森宾号 被荷属东印度舰队派遣到长崎,舰长法比尤斯中校受主管幕府外交的长崎奉行之聘,在长崎停泊三个月,在船上对幕府和各藩选拔出来的武士子弟讲授西洋海军的基础知识。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军舰驾驶、射击训练、机器操作、出海航行等实习。
1855年,森宾号以荷兰国王威廉三世的名义赠送给幕府,改名为观光丸,成为日本的第一艘蒸汽机军舰。幕府以观光丸为教练舰,在长崎设立了海军讲习所,先后聘请荷兰教官雷根(Pels Rijken)、卡廷迪克(Huijssen van Kattendijke)等人讲授西洋海军战法、炮术,以及航海、造船、算术、机械、筑城、测量、天文、地理和历史等知识。幕府指派永井尚志为讲习所总监,此时已经赫赫有名的胜海舟为助理。参加讲习的学生有三期,231人,包括夏木武扬 、赤松则良 等幕臣,以及萨摩、肥前等藩选拔出来的藩士。1859年,长崎海军讲习所因财政原因解散。
长崎讲习所毕竟规模有限。1857年幕府在江户筑地讲武所内附设军舰教授所,在越中岛进行航海训练。军舰教授所的首任所长即为刚刚在长崎毕业的胜海舟。1860年,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日本代表团乘坐军舰咸临丸从浦贺港出发,访问了旧金山。舰长胜海舟出色地完成了日本人首次横渡太平洋的任务。此次出国航行令福泽谕吉等人眼界大开,遗址其后来作为“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等论调的鼓吹者活跃于日本的政治舞台。1863年,幕府又在兵库县的小野滨开办了海军讲习所。
当年佐久间象山向幕府提出的海防八策中,有购买兰船(荷兰军舰)、制造大舰、铸造大炮、修筑炮台、制造西洋火器等内容。幕府采纳此策后,逐一实现了其中的倡议。“修筑炮台”一条,1854年,幕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江户湾中填海造地,建设11个海中台场(炮台),以加强对江户城的防护。但是因财力有限,只完成了其中的6个台场。“制造大舰”一条,传统的日本船此时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几个世纪,所以大船即洋式海船。1853年,幕府在横须贺附近的浦贺自造了第一艘欧式双桅风帆军舰凤凰丸。“购买兰船”一条,因德川幕府锁国期间唯一允许往来贸易的国家是荷兰,所以幕府与荷兰的关系比较密切,对荷兰的事务也比较能够接受。1856年,幕府以单舰10万美元的价格向荷兰订购了咸临、朝阳两艘蒸汽明轮军舰。再加上英国女王作为游船赠送给幕府将军的炮舰蟠龙丸 和荷兰国王赠送的练习舰观光丸,比起此时仍全为沙船土炮组成的清朝绿营水师,幕府的海军舰队已经小有规模。
有了军舰,还要有对军舰进行维修保养的船厂。1854年(安政元年)12月23日,日本东海道地区发生了著名的“安政大地震”,造成上千人死亡。地震后的海啸席卷了包括下田在内的整个伊豆半岛海岸。运送俄使布恬廷前往日本谈判开国事宜的俄国护卫舰月神号(Diana)此时正停泊在下田港,在海啸中严重受损,后由日本的造船工匠在伊豆半岛的户田村修复。这是日本工匠第一次学习西洋造船技术的机会。1861年,幕府在长崎饱之浦修建了第一个洋式船厂——长崎制铁所,内设锻冶、炼铁、制造车间,可以对军舰进行清理、修补、更换船具等维修工作。长崎制铁所后来拨给三菱财团,成为未来日本造船业主力——三菱长崎船厂的发祥地。

凤凰丸.日本自造的第一艘西洋式舰船


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实行了军职改革,按照西洋规则建设了步、骑、炮三军,设置陆军奉行和陆军总裁。海军方面,幕府向荷兰派出了第一批近代海外留学生,除了学习海军技术的留学人员之外,还有学习政治、经济、医学等先进技术的人员,包括后来日本著名的政治家西周和医学家林研海等。
派出留学生的同时,幕府又向法、美、荷订购了数艘大型军舰。其中从荷兰订购的开阳号军舰排水量2590吨,装有180mm克虏伯炮18门、30磅炮8门,是当时远东最强大的战舰,在1866年归国后成为幕府海军的旗舰。除了从外国订购的军舰之外,幕府还在石川岛建造了日本的第一艘自造蒸汽军舰——千代田形号 。
幕府海军经过十多年的创见,至此已经有声有色,拥有了包括军舰、船厂、学校以及海军人才在内的全套海军规制。这一时期差不多也是中国洋务派“自强”、“求富”的改良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布大清国“拒之于水不如拒之于陆”的传统海防方针彻底破产,洋务派开始“师”英法等国军舰大炮的“长技”,阿斯本舰队事件正发生在此时(1863年)。中日近代海军创立伊始,可以说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德川幕府改革军制、创建近代海军的同时,萨摩、长州、土佐、佐贺、水户等藩也实施了类似的改革,主要是购买军舰、大炮和其他西洋兵器,以及派人去英法留学。位于九洲岛西北的佐贺藩开此风气之先,从1835年起就热衷于学习西洋技术,制造枪炮、购买军舰,很快就建立起一支仅次于幕府的海军。
在民风剽悍骁勇、有悠久的航海历史和海外贸易的萨摩藩 ,在藩主岛津齐彬的操办下,更是热衷于研究西洋军事学,向英法派遣留学生,从国外购置了春日、乾行等多艘军舰。岛津齐彬以崇尚西洋技术而著称于世,早在1847年就组织学者翻译了日本最早的西洋蒸汽机技术书《水蒸船说略》。他还在鹿儿岛建设了日本最初的反射炉、炼铁炉、军工厂、蒸汽机械制造厂。受此种风气的影响,萨摩藩可谓人才济济,在被称为“精忠组”的萨摩革新派中,就有后来日本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西乡吉之助(西乡隆盛) 和大久保一藏(大久保利通) 等人。

另一个积极改革的雄藩是长州藩 ,虽然这里主张排外主义的“攘夷论”横行,洋学风气不盛,但是却出现了桂小五郎、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后来在明治时期如雷贯耳的名字。面对西方各国入侵日本的危机,这些人主张先攘夷、后开国,在下关海峡炮击英发荷美四国军舰,同时把矛头指向了攘夷不力的幕府,甚至为此在京都刺杀幕臣、发动政变,以至与幕府关系极度恶化,导致了1860年长州维新志士被新撰组刺杀的池田屋事变和长州藩兵攻打皇宫的禁门之变。幕府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两次征讨长州的战争。
此时的英国驻日公使帕克斯(Sir Harry W. Parkes)意识到德川幕府政权大势已去,开始在幕后支持长州、萨摩、土佐、佐贺等西南雄藩,反对幕府,恢复天皇政治,实行从上而下的渐进改革,从中加强英国对日本的影响。
与英国相反,法国驻日公使罗修斯(Leon Roches)则坚持支持幕府,帮助幕府实行军事和经济改革,以在日本建立统一政权。幕府的亲法派官员也乐于接受法国的支持。1865年,幕府利用法国贷款100万美元,在法国技师威尔尼(F. L. Verney)指导下,模仿法国土伦港的造船所,在横须贺设立了制铁所,1867年竣工开业。这里名为制铁所,实为造船所,明治时期日本海军的国产主力军舰都是在这里建造的,并在20世纪与横须贺炮工厂合并,成为日本海军最重要的造船基地——横须贺海军工厂。

就在横须贺制铁所成立的同年,由李鸿章、曾国藩倡议兴办的江南制造局也创立于上海,两国后开始以造船为主。这个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工业水平是一样的,无论横须贺制铁所还是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没有西式土木工程技术和建筑师,连盖厂房的砖头、玻璃、水泥都要从外国进口。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工业起点都是一穷二白。

除了引进法国技术建设新式工厂外,幕府还向法国贷款6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大量兵器。陆海军人员培训也由法国教官一手包办。从1866年开始,幕府将筑地的军舰操练所改为讲习所,并派海军士官在富士山号军舰上接受法国教官培训。
顺便说一句,同时在1866年,清廷批准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奏折,在福建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并开设造船厂和水师学堂,此乃中国近代海军造船和教育之发端。
如今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十九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之时,西方强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荷兰国力已经下降;法国在远东立足未稳;德国尚未统一;俄国在克里米亚败于英法;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尤其倾向于不对外扩张领土、摆脱海外殖民地的“小英国主义”;美国则有内战以及战后重建的问题。所以西方列强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在进入第二次工业GM和帝国主义时期之前,也没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此时的中国就其外部环境来说并不十分险恶,也有与日本一样同肩并进、一同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


胜海舟(1823-1899)令人扼腕痛惜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存在种种内在缺陷和阴差阳错,一拖再拖,最后与这种机会失之交臂。而日本的维新派及时地抓住时机,选择了决定性的出路——倒幕。于是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历史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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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海军的发端


身穿法式军装的德川庆喜

公元1868年,在大清国的皇历上是同治七年戊辰,生肖属龙;在日本,则是庆应四年。龙年一向被视为多事之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古国,都是在一片动乱的景象中迎来了戊辰年的降临。
庆应二年(1866年)七月二十日,再次征讨长州藩的幕府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病死于大坂城,年仅20岁,身后无子。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第七子,30岁的一桥庆喜 被立为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十二月二十五日,赞成公武合体政策 、被维新派视为倒幕运动最大障碍的孝明天皇在京都皇宫中暴死,死因不明 。14岁的皇太子睦仁 继位,成为日出之国的第122代天皇。这样,幕府和朝廷分别迎来了新将军和新天皇。
德川庆喜袭位之后,面临西南雄藩的联合,接受了土佐藩主的建议,以退为进,于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十四日宣布“大政奉还”,在名义上将权力归还给天皇,实际上保留了自己手中的大部分权力。倒幕派被德川庆喜这种先发制人的手段弄得措手不及,但是很快转守为攻,调集兵力前往京都,准备以武力推翻幕府。1868年1月3日(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倒幕派发动“王政复古政变”,在诏书中宣布废除征夷大将军职位,当天就在京都成立了新政府。倒幕派还派遣浪人混入江户,在城中放火抢劫,制造紧张气氛,以此来激怒幕府发动决战。
1868年1月26日(庆应四年一月二日),幕府的两艘军舰开阳、蟠龙在兵库海面的阿波冲炮击了萨摩藩船春日丸和翔凤丸 。同日,幕府军队和东北的会津、桑名两藩军队开始进攻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两街道。幕府军(东军)和效忠朝廷的西南各藩讨幕军队(西军)之间的内战终于爆发。一月六日,幕府军在鸟羽伏见败于装备、训练都西洋化的萨摩、长州精锐部队,当天夜里,坐镇大阪城的德川庆喜开逃,乘坐开阳号军舰东返,回到江户后便遁入宽永寺闭门反思。
鸟羽伏见之战胜利后,明治政府任命仁和寺宫嘉彰亲王为征讨大将军,有栖宫炽仁亲王为东征大总督,西乡隆盛为参谋,号称五万军马,踏上了东征江户之途。东征大军借用了萨摩、佐贺和久留米三藩的藩船,将一部分征讨均由海路运至关东,在横滨登陆。此时幕府中有人主张接受法国援助,决一死战,但是当时担任幕府陆军总裁的胜海舟力排众议,说明了幕府众叛亲离、不得人心的情况,几经折冲樽俎,幕府官员以保全德川庆喜性命和保留德川家为条件,接受了讨幕军参谋西乡隆盛的要求。四月十一日江户开城,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落下了最后的帷幕。八月二十七日,睦仁天皇在京都皇宫紫宸殿举行即位大典,九月八日宣布改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日本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江户开城后,停泊在江户湾品川海面的幕府舰队本应引渡给新政权,但是幕府海军副总裁夏木武扬认为把江户兵不血刃地交给敌军的做法不能接受,自恃幕府舰队占优势,对胜海舟和西乡隆盛的谈判决定不予理睬,率领舰队驶向安房国馆山湾海面(今千叶县南部)。为了不刺激政府军的神经,胜海舟亲自前往馆山,说服他将舰队带回品川。在胜海舟的劝说下,老旧弱慢的观光、朝阳、富士山、翔鹤四舰被移交给官军。以这四艘军舰为核心,官军组建了自己的舰队,日本至此方有了第一支由天皇政府统辖的海军。但是,排水量最大、武备最强的开阳舰仍留在幕府舰队的手里。
新政府军队接管江户后,曾经大力支持幕府的会津藩被明治朝廷追讨,东北地方同情会津的三十余藩为其求情未果,于是结成了奥羽越列藩同盟,抵御朝廷的征讨大军。夏本武扬听到这个消息,于八月十九日夜间率领幕府舰队主力(军舰开阳、回天、蟠龙、千代田形;运输船咸临、长鲸、神速、美贺保)从品川锚地偷偷拔碇北上,于十月二十七日占领了防守空虚的虾夷地 ,宣布成立虾夷共和国。新政权建立之后,在箱馆 城外的西洋式堡垒五棱郭设立大本营,在箱馆设有领事馆的西方列强纷纷向夏木递交备忘录,承认虾夷共和国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State of facto)。这也要归功于他在荷兰留学期间对国际法知识的了解。
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平定了东北诸藩后,决心收复虾夷地,于1869年(明治二年)派遣海军舰队北上,临时停泊于陆中国宫古湾 ,预备协同陆军一同攻打虾夷共和国的大本营箱馆。在舰队中,有一艘黑色外观的军舰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当时亚洲国家的第一艘铁甲舰——甲铁号。
甲铁号为木质战舰,外包90至140mm厚的锻铁装甲,于1863年建于法国波尔多的拉芒兄弟船厂。此时距世界上第一艘木质铁甲舰(法国的光荣号(Gloire))下水仅仅四年,因此可谓是当时比较新锐的战舰了。该舰在美国邦联、法国、丹麦之间几次转手,在1867年以4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日本德川幕府,于1868年5月到达日本。此时日本正在戊辰内战中,西方实行局外中立,美国公使将其扣留在横滨港。旧幕府和新政府的海军都是木制军舰,所以谁得到这艘铁甲舰,谁的海军力量就会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因此盘踞东北的幕府残余势力和明治政府都想得到这艘船。1869年2月,东北战争胜负已分,明治政府胜利在即,要求西方废止局外中立。1869年3月15日,该舰移交给日本,改名为甲铁舰。


箱馆湾海战(1869年6月)
前方右侧为日本舰队旗舰甲铁舰,甲铁舰之后为炮舰春日号,远处三舰从左至右为虾夷海军的回天,蟠龙和千代田形三艘军舰。



甲铁舰 KOTETSU
该舰本是美国南方联邦政府向法国订购的两艘铁甲舰之一。在建造途中因南北战争爆发被法国政府扣押,改名为斯芬克斯号。其时正值普丹战争爆发,法国拟将该舰卖给丹麦海军(其姐妹舰奇奥普斯号卖给了普鲁士海军)。但是斯芬斯号竣工后,丹麦已败于普奥联军,取消了购买意向。改舰再次售给美国南方邦联,于1865年1月加入联邦海军,命名为石墙号(CSS STONEWALL),这也是南军最勇猛善战的将领“石墙”杰克逊的绰号。石墙号在欧洲游弋数月后,于1865年5月前往古巴,恰值南北战争结束,美国政府将其接收,在华盛顿海军船厂搁置了两年后出售给日本。

甲铁舰到手,明治政府顿感底气十足,于是以其为旗舰,率领各藩借给政府的大小战舰6艘,运输舰4艘,搭载军马粮秣北上。此时虾夷舰队的主力开阳舰已在北海道西南的江差港搁浅,形势对比对日军有力。虾夷舰队为此派遣回天、蟠龙、高雄三舰前往宫古湾,企图用登舰奇袭的方式夺取甲铁舰,扭转双方力量对比。1869年5月6日,在宫古湾展开了戊辰战争中的第一场海战。虾夷海军三舰在南下途中遇到风暴,只有回天号冲入宫古湾,但是舰长被速射加农炮打死,跳舷夺船的新撰组突击队也被铁甲舰上的官兵用格林转膛枪击退,回天舰不得不逃出宫古湾,返回箱根。5月20日,日军在虾夷岛西南的江差登陆,随后兵分三路向箱馆进攻。6月21日,日军发动总攻,虾夷军仅存的蟠龙、回天、千代田形三舰早在箱馆海战中损失殆尽。6月28日,虾夷共和国的领导人走出五棱郭向日军投降,虾夷共和国灭亡。
至此,日本终于实现统一,百废待兴。倒幕志士们终于可以按照王政复古诏书中“百事一新”的敕语,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抱负塑造日本,使其走上被称为“御一新”的维新之路。


甲铁舰数据
全长60.0米,水线长55.78米,宽9.00米,艏部吃水4.20米,艉部吃水4.60米,标准排水量1358吨。武备:1门300磅(11英寸)阿姆斯特朗滑膛炮、2门70磅(5英寸)阿姆斯特朗炮、2门6磅和2门4磅炮。动力部分采用蒸汽风帆混合动力,2台600马力往复式蒸汽机。双轴,最高航速10.6节。搭载200吨煤,9节时续航力1200海里。甲铁舰被日本政府接收后,于1871年改名“东”号(AZUMA)。1874年在长崎因台风沉没,打捞修复后成为预备役舰,于1888年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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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征服虾夷共和国后,日本本土已经统一,天下平定。但是幕府时期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外国租界、领事裁判权、不合理关税等依旧存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正被同样的绞索缚住手脚,受人制挟。有感于此,明治政府中的倒幕志士按照他们对未来国家的构思,开始对日本进行彻头彻底的改造。
此时中国的统治阶级仍然是满洲贵族和汉族士大夫官僚,思想非常保守顽固。而日本虽树立了天皇的最高权威,但是实际上的政府运作是以参与倒幕运动的下级氏族阶层为核心,比如木户孝允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由于其武士出身,再加上他们在幕末时期亲身经历了与英法等国的几次冲突,所以对西方列强军事威胁的认识要比中国来得强烈,对加强海防军备建设的紧迫感也比中国强烈。而随着日本传统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最高维护者幕府的倒台,维新派成立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在这一点上,日本比中国幸运。
在1868年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1872年,日本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 为首、包括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国策制定者和当时几乎所有政府领导人的庞大使节团,游历美、英、法、荷、比、德、丹、瑞、俄、意、奥等十余国。岩仓使节团的目的,一是试图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欧美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日本制订国家发展的蓝图。此时正是工业GM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在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商业、雄视全球的强大舰队、林立的工厂和矿山,令日本使节艳羡不已,惊叹道:“经过梦中二千年,今后为国而谋者不可不发感于兹,不可不有所奋为”。而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对日本使节团言传身教德国式的君主专制立宪制度。老毛奇对岩仓的一段谈话更是令日本人如醍醐灌顶:“万国立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日本使节的心坎,木户孝允兴奋地说:“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这次考察对日本历史的影响意义深远。从此之后,日本开始沿着俾斯麦所说的“强弱相凌,大小相欺”的方针来制订自己的对外政策。日本以牺牲邻国为自身发展代价的“宇内经营”策略,以及实现这一策略的工具——海军的大力兴办,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全套海军人马,因此以“海防八策”思想为中心的幕府时期海防观点也被继承下来,海军建设被视为国防要务。但是,像炼铁、造舰那样的大事业,远远超过了当时明治政府的技术水平,并不能一蹴而就,因此首先从接受旧幕府和各藩的武器、工厂做起,研究学习西洋军事制度,实施官制和兵制的改革。
明治新政府的一切规章制度尚在草创时期,所以官制改革频仍。新政府的军务机关以1868年初设立的海陆军务课为开端,16天后改为军防事务局,三个月后又改成了军务官。到1869年(明治二年),明治政府实行新官制,海军和陆军一道并属于兵部省管辖,直接上司是兵部卿仁和寺宫嘉彰亲王,由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 辅之。
此时的日本军制可谓五花八门。陆军除了作为天皇护卫的“御亲兵”之外,几乎全是各藩私有的藩兵,没有归属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大村益次郎出身长州藩,在幕末战争中目睹并参与了长州藩组建新军队的全过程,他认识到建设近代化的军队,不能依靠已经完全悖晦过时的旧武士阶层,而应寄希望于全民皆民的西洋式征兵制度。所以大村计划引进西洋操典,推行废刀令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但是因为废刀令意味着武士阶级的灭亡,所以引起了众多武士极大的不满,大村益次郎为此于1869年九月在京都被山口藩、秋田藩武士袭击身亡。
次年八月,游历欧洲考察各国兵备制度的山县有朋回国,继任兵部大辅之职。他继承了大村的方针,于1870年十月确立了“海军英吉利式,陆军法兰西式”的军队改革方针。当时世界上海军最强大的国家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陆军最强大的国家是拿破仑三世的法国,以这两国为师,似乎很合适。
但是,就在日本即将确立军制的时候,欧洲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继承拿破仑时代传统的法国军队败于老毛奇用现代军事思想和参谋技术武装起来的普鲁士军队。而岩仓使节团正好在此时游历了德法等国,对这两国的军事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德国的陆军制度优于法国,于是日本陆军又改为实行德国军制,建立以参谋本部为核心的指挥制度,并注重对士兵的战斗训练和战术教育。


明治初年的日本军舰




千代田形,1886年建,138吨


清辉号炮舰,1876年建成,898吨

天城号炮舰,1878年建成,962吨

海门号炮舰,1884年建成,1884年建成,1375吨

天龙号炮舰,1885年建成,1525吨


比睿号铁壳巡洋舰,1878年建成,22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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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军,陆海军


萨摩藩的维新元老


西乡隆盛(1828-1877)


大久保利通(1830-1878)

西乡隆盛曾为倒幕军参谋,在幕末变局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他为没落的武士阶层利益张目,所以被同乡和同志大久保利通借“征韩论”搞下台,回乡后在鹿儿岛建立了几近独立的个人王国,终以发动西南战争,兵败自身告终。他在被朝廷追夺一切勋位封号、数年后恢复名誉。大久保利通则于1878年被崇拜西乡的浪人刺杀。以前日本人对西乡的评价大于大久保。认为后者心术不正。但是现在对他的评价又有所褒奖。认为大久保廉洁奉公,一心为国。两人死后,以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为首的长州藩元老势力开始占上风。



军事科学领域的GM通常被划为六个阶段:16至17世纪以步兵、炮兵取代重装骑兵为标志的“火器GM”;18世纪末到19世纪以拿破仑战争为代表、以职业军队取代雇佣兵为标志的“民主GM”;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建立总参谋部和情报制度、将钢铁、蒸汽机、铁路、电报用作战争手段的“管理GM”;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的“机械和科学GM”;二战后以冷战、核威慑和核均势为标志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GM”,以及当代的“信息GM”。近代日本军队崛起之时,正值西方国家的第三次军事GM。日本很快抓住了这次军事GM的真正本质——管理。军制的改革,军部和参谋机关的成立,可以说正是日本从这一军事改革中汲取到的最大收获。
在筹划学习英法、改革兵备制度的同时,山县有朋不顾武士阶层的反对,加快了实行征兵制的工作。在实行征兵制的建言书中,山县有朋声称“兵部现今之目标在国内,而将来之目标则在海外”。1872年明治天皇颁布诏书,实行征兵制,并仿照欧洲国家建制,废除兵部省,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2年2月28日,海军生在东京筑地五丁目 成立,日本即以此日作为海军诞生的日期。海军省后来在1894年迁到政府官厅集中的霞关,因其大楼为红色瓦顶,所以被称为“赤炼瓦” 。
经过几次官制改革,日本已经清除了政府高官中的旧公卿大名势力,出身于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诸藩的维新派藩士占据了要职,中枢部门尤其为萨摩、长州出身者独占。“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曾经公然言称,“萨摩、长州乃是皇国之柱石,命脉之所系也”。对于新兴的日本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此时,日本的大规模内战已经结束,但是要实行对外侵略又嫌实力不足,所以军队最主要的任务是防范西方国家从海上的攻击,因此海军和海防为军事建设的重点,陆军的作用只是镇压国内有可能发生的地方骚乱和武士叛乱。因此,明治初期的日本国防建设采取“海主陆从”的方针,对武装力量的称呼为“海陆军”。
但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战争主力是以长州藩兵为主力的陆军,兵部大辅山县有朋是长州藩出身,对此不满,于是在陆海军分别设省的同时,宣布武装力量的统称为“陆海军”,实行“陆主海从”的国防方针。从当时日本的国策来说,无论“陆海军”还是“海陆军”,将来的发展目标都是征服海外,但是此时却牵涉到了狭隘的门户和地域之见。此时陆军的重要职位已为长州藩出身者把持,山县有朋对此举自然是无比赞成,却引起了西乡从道 为首、在海军中势力最大的萨摩藩巨头们的不满。“海陆军”与“陆海军”之争,实际上是长州、萨摩两藩势力对今后日本军队建设中陆军与海军孰主孰从,以及争夺对军队的最高控制权的一次较量。因长州藩出身的山县有朋此时掌握兵政大权,萨摩藩的势力暂时败下阵来。近代日本陆海军抗争的传统,以及所谓“藩阀政治”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此时的日本海军拥有甲铁、富士山、千代田形3艘军舰,另有飞隼、飞龙、大阪、快风等运输舰4艘。1869年,各藩藩主开始了将所领土地、人口上交中央的“版籍奉还”运动,各藩所有的军舰纷纷以“献纳”的名义上交政府,编入了日本海军。除了2530吨的龙骧号和1500吨的日进号之外,这些军舰大多是两三百吨的炮舰和护卫舰,整个日本海军共有军舰、运输舰、通报舰、练习舰、御召舰等杂七杂八的舰船共17艘,总排水量仅11432吨,而此时英国已经出现了单舰排水量达17000吨的米诺陶级铁甲战列舰。两相比较,日本一方面痛感国力穷困、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则加快了经济改革,创办官营事业、扶植民营企业、改革兵制,从西洋引进警察、司法、教育诸制度,改善交通和通信事业,以尽快达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维新三大目标。如山县有朋所说,“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所以,陆海军的扩充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兵部省成立三年之后,兵部大辅前原一诚于1875年提出了最初的海军军备计划。他设想在二十年中建造200艘军舰,其中“蒸汽厚甲舰”(即铁甲舰)50艘,“木质两制舰”(外包铁皮的木制巡洋舰和快速护卫舰)70艘,“大炮船”(炮舰)60艘,此外还要建造运输舰20艘。海军兵员扩充为两万五千人,完成整个军备计划的预算为4500万日元以上,远远超过了当时日本的财力 。
海军省成立之后,对前原的军备计划作了调整,削减为大舰14艘、中舰32艘、小舰16艘、运输舰8艘。即便如此,由于在新政府中飞扬跋扈的山县有朋从中作梗,海军每年得到的预算不过50万日元,不到陆军预算的十分之一。海军自嘲已经成了陆军的附属机关,真地变成了“陆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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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鬼夜行抄”

长州藩的维新元老


伊藤博文(1841-1909)

山县有朋(1838-1922)
同为明治时代的元老,伊藤博文城府极深,并不介入党派藩阀之争,对陆海军之争也执中立态度,所以颇得一些人的好感,甚至包括当时中国的一些洋务派和维新派。而山县则重藩阀,搞党争,扶植党羽亲信,在内阁中飞扬跋扈,被讥为“无冕的天皇”。后来的昭和天皇在皇太子时代也很讨厌他。不过,同在明治天皇所封的“元老”之列,这两人的下场却是截然相反。隐忍的伊藤曾任朝鲜统监,于1909年在哈尔滨火车站北韩国义士安重根刺杀,跋扈的山县却在1922年寿终正寝。


虽然没钱,可是海军也得办。1871年,日本海军从英国商人手里买入一艘舰龄已达18年、经过翻新的快速炮舰,改名为筑波号。这艘二手军舰在使用中发现诸多不便,于是将其划给东京的筑地海军讲习所,于1875年又从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新造军舰。其中扶桑号为3700吨级的中央炮廓式铁甲舰,金刚和比睿则为2200吨左右的铁壳巡洋舰(Armoured Corvette),三舰均为风帆蒸汽混合动力。此时是日本人入侵台湾事件后的第二年,日本购买此三件,无疑是为了针对中国这个未来的海上假想敌的。同时台湾事件之后,清朝从英国购买了龙骧、飞霆、镇东等十二艘“蚊炮舰”,以为海防浮炮台之用,排水量400吨上下,各搭载一门11或12英寸炮。两国军舰对比,当时清国海军重视海岸防守的建军思想可见一斑。
在岩仓使节团回国后不久,日本便开始了“殖产兴业”运动。新成立的工部省将原幕府创办的8座最大的兵工厂交给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其中横须贺制铁所发展为横须和造船厂,石川岛造船所、横滨造船所、泷上火药制作所等8座兵工厂也都成为日本近代军火和舰船制造业中的核心产业。
1876年,日本自造的第一艘装甲快速炮舰清辉号在官立东京石川岛船厂下水,清辉号不过是一艘排水量900吨的三桅蒸汽炮舰,但是它的下水却被看作是日本海军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之一”。日本自此开始具备为海军自造军舰的能力。清辉号建成之后,日本又在石川岛和横须贺等船厂自建了天城、磐城、天龙、海门、葛城、武藏、大和等军舰。虽然这些船的单舰规模都不大,多为千吨上下的炮舰,但是日本由此掌握了从设计、制图到锅炉、动力、船身、炮具的一系列造船技术。
但是,在引起外国技术、船只和武器的时候,日本海军忽视了一个对其将来的发展很重要的问题。他们本想“博采众家之长”,所以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荷兰、意大利,只要看着新奇,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东西,便拿回国内。因此海军所用的舰船、机器和锅炉的制造厂商有数十家,分布于七八国。而作为主要兵器的火炮,其种类和口径更是五花八门,口径上既有英国的英制,又有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制;既有前装滑膛炮,又有后装来复线炮;既有古老的意造青铜榴弹炮,又有克虏伯公司最新式的钢制加农炮……犹如万国武器博览会,令人眼花缭乱,甚至被时人讥笑为如同魑魅魍魉一样千奇百怪的“百鬼夜行”。
同日本相比,同时期的中国江南织造总局可建造1800马力、搭载26门炮、排水量2800多吨的海安号兵轮,中国的造船技术并不比当时的日本落后。但是因为“名为自建,一铁一木皆取材于外洋” ,导致造舰成本过高,所以后来清朝慢慢停止了自造舰船,而转为从英德等国购买现成军舰。一个是不惜工本和钱财来扶植自己的造船产业,一个是因噎废食转向购舰,中国同日本在造船工业方面的差距,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拉大了。这反映了当时清朝政府兴办海军的功利性目的,不过是以其为海防手段,借以暂时抵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击,维持整个苟延残喘的封建制度和农业社会,一点没有借此机会发展近代工业、壮大国力、建立完整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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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人才育成计划


二等战舰 扶桑 FUSO



属于“1875年度海军增强计划”建于英国的萨慕达兄弟公司(SAMUBA BROTHERS,LONDON),1878年竣工。设计者为皇家海军造船局主任里德爵士(SIR EDWARD REED).该舰是皇家海军的大胆号铁甲舰(HMS AUDACIOUS)的小型化设计,一般称此类军舰为中央炮廊式铁甲舰(CENTRAL BATTERY LRONCLAD)。特点是在装甲炮房内安装4门240MM克虏伯炮,首尾各1门170MM炮,另有6门12磅炮,排水量3717吨,航速13节。北洋海军1877年拟从土耳其购买的两艘二手“船腰炮房”式铁甲舰也是此种设计。扶桑号原为风帆蒸汽混合动力,在1893年进行大改装,改为全蒸汽动力,并混装16门新式速射炮。该舰于1897年在爱媛县海面被严岛号撞沉,一年后打捞修复,于1908年退役解体。

在向国外买舰、造舰的同时,日本海军也没有忘记为自己培养优秀的军事人才。1870年,明治政府恢复了幕府时期的筑地海军操练所,改名为海军兵学寮,招收少年和成年学员,以期培养海军士官,并请来以道格拉斯少校为首的英国海军教师团,为日本海军教育奠定了基础。当时日本在改革军事、警察、司法、教育、卫生、铁路、通信诸事业的时候,聘用了大批外国专业人才,其中不少人为日本近代的革新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外籍雇员往往从本国利益出发、以致损害雇主的利益,也是因为如此,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十年内便用自己的留学归国人才替换了关键部门的所有外籍人员。
此时中国也在聘请洋员,雇佣外国工程师,以致在新成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任用西洋军事教官,但是与日本不同,中国聘请洋员洋匠,不是为了协助自己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全盘西化改造,而只是在已经开始腐朽崩塌的封建体系外面涂以西洋油饰彩画,使其表面上看起来焕然一新。如同颐和园的石舫,虽然在上面建了一个西洋式花架子,本质上还是一条开不动的石头船。
1876年,日本海军兵学寮改名为海军兵学校。1888年,海军兵学校从东京湾迁到广岛湾中的江田岛 。在兵学校之外,日本又先后成立了轮机、医学、炮术、水雷、通信、航海、工程方面的专业海军学校。
日本海军为了培养海军人才,可谓不惜本钱。在设立海军学校、聘请外国教官的同时,还花费巨额经费,为海军学员提供留学和远航的机会。日本海军留学制度始于1870年,在确立“海军英吉利式”的建军方针后,便以英国为培训海军人才的主要基地,美国、德国和法国也为日本海军代培了一些高级官员。明治时代的日本海军元帅及少将以上将领中,除了旧幕府和各藩培养的军事人才以外,新进者如东乡平八郎、山本权兵卫、坪井航三、井上良智等人都曾留学英法德等国。这些留学生在国外学习西洋海军造船、航海技术和海战技法,以至外交和国际法知识,回国后全都成为日本海军的高级将领。但是以上人员除了皇族之外,几乎全都是鹿儿岛(萨摩)出身,可见海军中的藩阀门派之风也很严重。
日本海军自1874年起还创立了远航制度,海军兵学校学生在毕业前后搭乘训练舰远航亚洲、欧洲、美洲和澳洲,为时数月乃至半年。最初的远航舰为筑波、龙骧、清辉三舰,后多用海军的二线旧舰充当练习舰。远航制度所费不赀,但是可以为军校毕业生提供航海经验,并且丰富他们的见闻,开阔其胸襟和视野。日本海军将领比短视、急躁、冒进的陆军将领们稳重干练,目光开阔,也更容易得到天皇的器重,很多海军大将后来身居内阁总理大臣之高位。除了甲午、日俄、一战、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后的一段时期以外,远航制度为旧日本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沿袭下来,成为传统。
此时的清朝也在培养自己的海军人员。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制度严格,课程齐全。之后陆续创办的天津、威海、江南诸水师学堂也纷纷聘请洋员,培育兵学和医学、水雷等专科人才。1874年之后也有海上实习,曾经远航日本、南洋,并且先后三次派遣学员计76人出外留洋,但是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并未像日本海军的留学人员那样得到重用,大多只是担任管带一级的军官。而且,无论是李鸿章的淮军还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文尊武卑”的军人自卑感还很顽固,官兵之间只是领取钱粮的雇佣关系,平时闹饷扰民,战时争夺战利品,既没有湘军维护封建理学的理想,也没有近代民主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精神引导,尽管李鸿章手下陆海军队的教育、训练、军制和武器装备都有求新的意识,但始终无法转化为战斗力。
与精神颓废的淮系军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日本军人素质的形成。在宣布实行征兵制的同时,日本的军事改革家利用国家至上主义和日本传统的尚武主义作为自己的时代精神,在军队中大力倡导。这两者结合的产物,就是贯穿近代日本历史的军国主义精神。虽然它使得近代日本走上了法西斯独裁的道路,并为其后来疯狂的殖民扩张埋下了祸根,但是他却培养起了日本军人高度的献身精神、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疯狂的战斗性格。明治时代的日本皇室男性自动成为陆海军军人,成为日本军队尚武习气的引导者。一般平民也以参军为荣耀,将义务兵役制视为平民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的体现,具有高度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就在日本海军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的时候,日本国内发生了最大的一次士族叛乱。根据陆军卿山县有朋的建议,日本政府颁布了废刀令,取消武士阶层的俸禄,引起在维新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西南士族不满。1877年2月12日,因征韩论 下野的西乡隆盛在家乡鹿儿岛举兵起事,西南战争爆发,8个月后被政府军镇压。一千多年来为日本军事主力的士族武装败在了农民和市民组成的新军队手下,证明了实行征兵制的效果。
有感于西南战争期间参谋组织的不健全,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废除了陆军省参谋局,设立了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实现了军政机关与军令机关的分离,山县有朋亲任首届参谋本部长。此时海军的参谋机关为参谋本部海军局。1880年,参谋本部派遣陆军中尉福岛安正以“游览”(实为间谍)的名义,在中国和俄国进行实地考察,山县有朋根据其考察报告写成厚达6册的《邻邦兵备略》呈交天皇。该文从日本的对华、对俄政策出发,叙述了日本对外军备的要点,其中特别详尽地说明了中国的兵制军备。
内中写到清朝兵力逐渐强盛,一则可喜、二则可惧。“可喜”不过是托词,因为山县在其后的内容中详细分析了清国兵备的弱点:装备落后,陆军武器仍以弓矢火铳为主;军制落后,八旗军基本已无战斗力,作战只能靠地方军队团练;清国疆域广大,东西相隔上千里,战时不易调动等等。山县同时还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日本国力刚刚兴起,就把兵备的目标瞄准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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